華人社會以農立基，不僅於農耕上倚賴牛的力量，在農業文化的發展過程，也與牛建立緊密的關係。因此，牛在華人文化有著各種豐富的意涵和象徵，許多傳統習俗與活動亦與牛相關，如於農曆新年便有「立土牛」的習俗，相關記載如《後漢書》所述，「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鬥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可見此習俗亦為官吏百姓所共同尊崇。
此習俗被認為可上溯至周代，如《事物紀原》便稱「周公始制立春土牛，蓋出土牛以示農耕早晚」。《歲時廣記》則指出此亦包含「送寒」目的。「立土牛」的內容不僅單純是農業文化，也被陰陽五行學說所雜揉影響，故而言及「土爰稼穡牛者，稼穡之具，故用之以勸農……土實勝水，故用以送寒」，顯示當中五行相生相剋的概念。
在宋代《武林舊事》中，有針對立春時節具體習俗進行豐富的描寫，當中不乏與牛相關的活動。如立春條目中記載「前一日，臨安府造進大春牛，設之福寧殿庭。及駕臨幸，內官皆用五色絲彩杖鞭牛。御藥院例取牛睛以充眼藥，餘屬直閣婆掌管」，從中知習俗需要造牛、進牛、鞭牛的傳統，同時也可看到牛睛被視為藥材而有醫效的另一實際功能面向。立春鞭牛的相關儀式，亦可見於《土牛經》，其依據天干地支訂定儀式中牛隻頭、身的顏色，策牛人的服裝顏色、位置亦被嚴謹規範，可見鞭牛傳統流及後世時，在與陰陽五行思想相結合外，並已經具系統化的特徵。
實際上，自古至今，從先民對神祇信仰、祭祀禮制、人物傳說、農耕實用等種種面向中，仔細留心便可發覺牛和人類文化息息相關。就視覺圖像上，由宮廷皇冑、文人雅士或販夫走卒，其所創作的工藝、繪畫作品，亦皆可從中尋覓牛元素與形象的蹤跡。
自信史時代以來，由文字考釋與文獻旁證皆可窺見牛自古便與祭祀息息相關。如犧、牲二字，根據《說文》的釋義，前者為「宗廟之牲」，後者則為「牛完全」；就禮制文獻而論，《禮記•王制》內談及「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皆不離祭祀與禮儀。在不同作用之下，牛隻亦有等級的區別，足見當時已具一定等級的規模制度。甚至，其珍貴性更直接被《禮記》明言規範「諸侯無故不殺牛」。
古代對於牛的重視，亦可由官制上旁證，《周禮》中便記載有「牛人」一職，其職務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並須依賓客、饗食、賓射、軍事等不同情境供其各式牛隻，可見不僅是等級之別，此時期對牛亦就各種不同功用目的進行系統性的分類。
若觀察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就可見到器物中即包含牛的形象， 如〈蟠龍獸面紋盉〉、〈鳳紋方座簋〉中便於鋬、方座、器耳上具有牛的元素， 這或許亦能作為古代視牛為犧牲重器的推測。牛不僅於青銅器的部位現身，也有全器以牛作為造型，商周時代便有牛尊的出土，也為後世所傳承、轉化。如唐代〈牛尊〉（圖一） 即是一例， 全器作牛形，造型較諸過往更加生動寫實，也更富有動態感，肢體比例例也更加正確。
尊、彞同樣作為酒器類型，連用時既被視為酒器的統稱，由於在祭祀、朝聘等禮儀場合經常使用，因而亦為禮器的泛稱。如《周禮•春官》中便稱「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其將尊彝並稱外，所述六尊分別是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歷來對於犧尊造型的說法雖不一致，但在禮制傳統上，不乏將之視為是牛型酒器的敘述，如明代《永樂大典》、清代《皇朝禮器圖式》皆曾引述犧尊全刻牛象之形的記載。清代乾隆朝有〈銅胎掐絲琺瑯犧尊〉（圖二）傳世，以牛形象展示，做工精美，牛身遍布花樣紋飾，牛背的尊形器飾纏枝花，尤顯華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