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是佛教傳入西藏後，結合藏地原始宗教而發展出的佛教一支，由於藏民們信仰力量強大，宗教已然成為西藏文化中的一環。由元代的統治者起，便借用宗教的力量，讓中原的政權中心得以掌控邊陲地方，達到政治上的穩定。
自十三世紀以來，藏傳佛教在元、明、清三朝得到重視。南宋淳祜四年（1244）時，西藏佛教派別中勢力最大的薩迦派教主薩迦班智達前來涼州，覲見窩闊臺皇子闊瑞，議定了西藏歸順蒙古大汗的條件以及納貢等細節。元朝建立後，西藏被納入中國版圖。在班智達去世後，其侄八思巴在元至元六年（1269）被元世祖封為「大寶法王」，並奉為帝師，領宣政院事，管理全國佛教和藏區事務，開啟了藏傳佛教作為政治手段的歷史。
改朝換代後，明代採用相同的策略籠絡、安撫蒙藏地區。「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土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內遣使廣行招諭」，朱元璋借宗教之力，安撫邊境，讓明朝得以繼續統治。
永樂皇帝登基後，雖然也繼承了洪武的策略，但改專奉薩迦一派，在全藏區封了三位法王、五位世俗王。受封的各派首領們頻頻入貢，與明朝保持良好關係。
永樂改元初期，皇帝尊崇藏傳佛教或許是出自於政治因素考量。但在中期後，皇帝似乎成為了藏傳佛教的信徒。史書中記載：「帝以番俗唯僧言是聽，乃崇以國師諸美號」。而後的明代皇帝，多數成為了藏傳佛教的忠實信奉者，成化皇帝在位期間（1464∼1487），分封了近八百位的法王及國師，且經常在宮中舉行法會。「成化初，憲宗復好番僧，至者日眾」、「皇帝酷好佛道，大內設法會著道衣，夾旬不罷」。弘治皇帝也是藏傳佛教的信徒。雖然嘉靖、隆慶時期藏傳佛教在宮中的影響較為低靡，但到了萬曆時期，藏傳佛教重新得到了帝王的信奉，宮中又回復到經常舉行法會、佛事的狀態。
清王朝建立後，以「興黃安蒙」作為一項重要的安撫邊疆策略。清代與明代藉同樣的策略，企圖以宗教的力量達到穩定政局的目的。不同的是，清代尊崇藏傳佛教中的喇嘛教，而非薩迦一派。明末起，蒙古俺答汗信奉喇嘛教，其影響深入蒙古各部，遍及西藏、青海。清太宗確立了「興黃安蒙」後，這一項政策不僅成功地安頓政局，同時讓藏傳佛教更廣泛地傳播及更好地發展，並影響了清代宮廷的信仰。
清朝定都北京後，順治九年（1652），五世達賴喇嘛攜帶禮物，前來清廷請求覲見皇帝。皇帝見了五世達賴喇嘛，並建西黃寺供他居住，之後又賫送滿漢藏三種文字的金冊、金印，更封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頒天下釋教普通赤瓦喇怛喇達賴喇嘛」。由朝廷正式確立了達賴喇嘛這個封號，以及他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
清朝與西藏自此時正式確立了彼此的從屬關係，之後雙方人員不斷地交流、往來。隨著清廷扶植藏傳佛教，藏傳佛教的流播也越來越廣。清代前期，皇帝推崇藏傳佛教，看重的是其政治上的影響力。以康熙皇帝為例，他對於佛、道教皆不感興趣，甚至申斥宗教之處頗多；但他仍遵守先帝政策，不時派人去西藏看望達賴、班禪，賞賜禮物。雍正皇帝在即位前，便出資購建了法淵寺，改名嵩祝寺，供二世章嘉居住。一七二七年，雍正皇帝又撥銀十萬多兩，建善因寺，供三世章嘉居住。
由康熙朝至雍正朝，似乎皇帝對於宗教的熱度已有增溫趨勢。至乾隆朝時，宮中已是遍設佛堂，每年在皇宮御苑誦經禮佛的人多達幾千人。諸多佛堂的設立，產生了對藏傳佛教法器、供器的大量需求。今日，兩岸故宮都有為數豐富的藏傳佛教法器及供器的收藏。
清宮所使用的藏傳佛教法器及供器有兩個來源：一是由造辦處製作，在《活計檔》中可見到皇帝下令著喇嘛繪製法器上的圖樣等文字；另一個來源則是由藏地進貢。自雍正年間便確立了西藏的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兩大活佛分兩班隔年輪流派遺使者進京進貢；乾隆十六年（1751）又規定達賴年班正、副貢使均歸達賴喇嘛派遣。年班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每次貢使所帶來的禮品，包含佛教、法器、供器等，都會被登錄下來，據《清朝文獻通考》中記：「（貢使）每年于十二月到京，所貢：哈達、藏佛、經卷、藏香、珊瑚、琥珀、數珠等物，無定數；進貢之年，于次年正月初十日以內，以慶賀進丹書克，所貢：銅藏佛、經卷、經滿達、銀輪、銀塔、銀瓶、銀七珍八寶、八吉祥、銀杵、珊瑚、數珠、藏香、紅花等物，皆無定數」。
這些物品入宮後，會經由大內總管、太監等詳細計數後登記，並以白綾或是黃色紙條書寫題記，記錄進貢的時間、進貢的人物、物品接受人及貢器名稱、質地、重量等。是今日研究人員研究這些物品時，對於斷代、風格等十分難得且準確的一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