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一九八○年代，便有西方學者 Michel Beurdeley 提出，清官窯瓷器上出的西洋風裝飾紋樣應與郎世寧等西洋傳教士有關，雖然朱家溍先是由畫風研判可能性不高，但隨著《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中可見郎世寧不僅參與了繪畫的製作，瓷器、畫琺瑯、玉器、漆器等工藝產造紀錄中亦可見其名，因此楊伯達提出郎世寧不光是位畫家，也是工藝設計師的觀點。George Loehr 也由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6）的日記，發現他與郎世寧曾奉旨試繪畫琺瑯，因而推測康雍兩朝瓷器上可能存在有相關紋樣。然而，「郎世寧與瓷器」課題上的研究困難在於至今仍未發現郎世寧繪製某一件作品的紀錄，加之紋樣畫稿可以重覆使用，較難以研究繪畫的方式進行風格分析。

傳教士與清代畫琺瑯發展
畫琺瑯，可說是清代工藝品發展最為突出的一項。西方琺瑯的應用甚早，大約公元前十二世紀便出現；至公元六世紀拜占庭地區多見掐絲琺瑯所作的聖杯、十字架等物，十世紀至十三世紀時大量外銷。琺瑯傳入中國的時間大多以元代吳淵穎的大食瓶詩和明初曹昭《格古要論》中所載的「大食窯」：「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者，與佛郎嵌相似，嘗見香爐、花瓶、合兒盞子之類，但可婦人閨閣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謂鬼國窯」，認為琺瑯始於元代。但楊伯達以唐代吐蕃墓中即有金屬琺瑯器的考古發現，認為唐代已出現掐絲琺瑯；張臨生的研究則認為琺瑯最晚於南宋時便傳入中國。

無論琺瑯於何時傳入中國，至明代時已紮根深久，於景泰朝時發展興盛，甚至有了「景泰藍」的美譽，清宮廷也有燒製。不過中國發展鼎盛的琺瑯技術為掐絲琺瑯，和西洋畫琺瑯技術不同。掐絲琺瑯是以銅質為胎底，再將銅絲焊於胎上，形成線框，於框內填入琺瑯彩並入窯多次燒造、打磨製成的器物。而西洋畫琺瑯不以銅絲作線框，直接將琺瑯顏料畫至銅胎上，形成與掐絲琺瑯極為不同的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