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一年九月的紐約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上，一只高不到九公分的高古瓷〈隋卅唐白釉高足杯〉衝出高價，估價僅六千美金，但最終卻一路狂飆至六十八萬美金落槌。此件於二○○九年曾於紐約佳士得上拍，當時僅以低預估價兩萬美金落槌。此次重新上拍，原先不少買家認為會被「廉讓」至下一位藏家之手，卻沒想到反而跌破眾人眼鏡，成為當天的黑馬之一。
無獨有偶，本季另一場不甚有人關注的網上拍賣會中，一件帶有「大清雍正年製」款的〈胭脂紅釉小高足盃〉，以預估價的三百倍落槌，引起嘩然。這件器皿在紐約蘇富比的專家眼中，是一件民國製品，「大清雍正年製」為仿款，因而估價並不高。然而，在買家眼中，他們確信這件是雍正朝所製的真品。
兩件年代相去甚遠的高足杯，相繼引起買家們的追捧。關於器物的真偽，需要精細的判斷與研究。瞭解高足杯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脈絡，則是開啟研究的第一步。
高足杯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與外來文化交流有著密切關係的器物。高足杯又稱為馬上杯、把杯，上部如盞，下部有高足，創始於那一個朝代，說法不一。據學者齊東方的研究，金屬高足杯源於中、西亞，而進入中國的時間可能是北魏。日本學者桑山正進認為，陶瓷類的高足杯最早出現在湖南長沙東晉墓出土的青釉高足杯，同一墓地的隋墓也發現了一件青釉高足杯。東晉墓出土的青釉高足杯，有著外侈的杯口，高足外撇，呈喇叭形。這些高足杯上，可以由其輪廓、圈足、弦紋等，發現有明顯模仿銅器的痕跡。
喇叭形的高足形狀後被隋朝所繼承，學者齊東方指出，隋唐時中國南方所製作的陶瓷高足杯，仿自羅馬、拜占庭器物的可能性很高，也就是常見的深腹筒型杯身，杯口微敞，喇叭狀圈足，足中部有多個節的高足杯樣式。
在隋唐墓室的壁畫上，可以看到高足杯的使用方式，人以單手執拿足中部區域飲用杯中液體，也有一手托底、一手執杯足的方式，與現代人們持紅酒杯的方式類似。高足杯是受到羅馬、拜占庭文化下的產物，首見於金銀器上，而後陶瓷、玻璃等材質也出現了相同的器形。
元代是高足杯的興盛時期，甚至有人以「高足杯、碗的黃金時代」稱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余佩瑾表示，元代高足杯的流行，不乏與西亞金屬器交流的可能性。
在《事林廣記》與《格古要論》中，記載元代將高足杯稱為「靶盞」，作為「胡元飲器」或是祭器使用。《事林廣記•拝見新禮》的插圖上可見高足杯，學者劉新園由圖像上說明高足杯可能同時身兼酒杯以及盛放糕點、水果容器等兩種功能。但是由《事林廣記•把官負盞》中，以文字「一人持酒瓶居左，一人持果盤居右」，對照圖像中桌上的高足杯明顯置有果品，以及人物手持托盤上的高足杯內有著暗示果物的四個圓形，證實了高足杯具有「盛物」的功能，卻無法進一步佐證它身兼「酒器」之用。直至江西省高安市出土的窖藏元代青花高足杯的杯心上，寫著「人生百年長在醉，彪來三萬六千場」的兩句詩，才突出了高足杯作為酒器使用的可能。
元代的細密畫中，記錄了伊爾汗登基典禮中，桌上擺滿各式高足器，可見高足器在元代使用頻率之高，非常受到馬上民族的歡迎。在甘肅武威出土的高足杯，杯心畫有騎於馬上的琵琶仕女，暗示了「昭君出塞」的典故。雖然杯心畫有人物紋飾的高足杯不多，卻集中於北方。同時，該器出土於甘肅，更容易讓人聯想到〈涼州詞〉中「欲飲琵琶馬上催」一句，也讓人揣度高足杯可能具有馬上飲酒的功能。高足杯雖然頭重腳輕，不利於在桌面上的穩定，但是它的長柄卻很容易懸掛在腰間或是繫於馬上，對於草原出身的蒙古人來說，是非常容易攜帶的酒器。
兩地故宮的器物典藏中，都有相當數量的明清高足杯、高足碗。年代上迄明代洪武，下止乾隆年間。由文獻梳理發現，明代高足杯不僅是酒器，也是茶器。《陳恭介公文集•欽奉聖旨事疏》中記錄：「燒造難成器皿共三千七百八十九個……裡白暗雲龍外紅五龍青海水靶茶鍾五十個，裡白暗雙龍外淡江魚白薑芽青海水靶茶鍾五十個，裡青大明萬曆年製外鮮紅魚靶酒盞一百個」。在其他文獻中，也有見到如「茶杯」、「酒杯」的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