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十月，由淮海經濟區核心城市十市博物館聯合承辦，南京博物院、孔子博物館、淮安市博物館、淮安市楚州博物館和盱眙縣博物館共同支持，推出的「吉金懷古─淮海地區的青銅時代」特展，在徐州博物館鄧永清收藏書畫館展出，至今年一月十七日圓滿結束。
是展聚焦淮海地區商周時期的青銅文明，精選考古發現的八十件商周時期的青銅重器，其中珍貴文物五十五件，國家一級文物廿九件，通過商、西周、春秋、戰國四個單元，展現淮海地區商周時期獨特的歷史地位以及由夷到夏的融合過程。青銅器起於夏，夏商二代，一些用於祭祀和宴飲的器物，被賦予特殊的意義，成為禮制的體現，尤其在西周時期，已制定出整套禮制，規定森嚴的等級差別，這類器物叫作「青銅禮器」，簡稱「禮器」，或稱「彝器」，也就是所謂的「藏禮於器」。青銅禮器品種繁多，數量巨大，工藝精美，可分為六大類：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和雜器。本次展覽中即有酒器十五件。
中國是酒文化的發祥地，現已發現最早的銅製酒器為夏二裡頭文化時期的「爵」。商代已經開始將穀類釀製成酒，貴族飲酒成風，貴族為了「明尊卑、別上下」，將青銅酒器納入禮器的範疇，形成了完整的青銅酒器系統，同時催生專門以製作酒具為生的氏族，用來盛酒的青銅器皿也就盛行一時，形制豐富多樣、造形獨具匠心。
西周初曾嚴厲禁酒，飲酒風氣明顯不如商代，體現在後世出土的西周中期以後的青銅飲酒器大為減少。但周代酒器基本上還沿襲了商代的分類與功用，在周代，也保留了專門製作酒具的「梓人」。
雖然青銅酒器在商周鼎盛，在春秋沒落，但商周酒器的用途基本上是一致的。據《殷周青銅器通論》，商周的青銅器共分為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四大部，共五十類，其中酒器占極大比重，為廿四類，主要有尊、壺、卮、皿、鑑、斛、觥、甕、瓿、彝、觚、角、爵、杯等，按用途分為煮酒器、盛酒器、飲酒器、貯酒器。當然也有學者劃分得更為精細，有溫酒器、盛酒器、飲酒器、挹注器、承尊器等。
本次展覽中全部十五件酒器中，有器形罕見、製作精美的酒器四件，分述如下：
二○○一年四月山東省滕州市官橋鎮前掌大村出土，屬商代後期文物。敞口，束頸，鼓腹，高圈足略外撇。通體素面。器內腹底鑄銘文三字：「戈父乙」。「觶」得名於《博古圖》，自北宋以來學界一直沿用。觶的器用，學界也依據文獻歸為酒器，容庚先生最早將其劃歸「飲酒器」門之下。青銅觶是主要流行於晚商、西周早期的一類重要的青銅酒器，西周早期已取代觚的地位，與爵搭配構成酒器的基本組合，成為了酒器基本組合中的核心成員。商朝時，觶為小瓶形狀，大多有蓋子，圓腹，侈口，圈足。西周時，出現方柱形的觶。春秋時演化成長身、侈口、圈足觶，形狀像觚，自身銘文稱為「鍴」而不叫觶。觶的形制大致可分為三類：扁圓觶、圓觶、橢方觶。
觶的容量為三升，大於爵（一升）、觚（二升），小於角（四升），《考工記•梓人》引《韓詩》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禮記•禮器》道：「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其在青銅器中的重要性無容置疑。
這件卣蓋有蘑菇狀紐，蓋頂和器腹飾獸面紋，蓋沿和圈足飾為夔紋組成的獸面紋。口沿下飾小獸頭。梁飾勾連紋，兩端各有一小牛頭。器表鏽蝕嚴重，花紋幾不可辨。器蓋對銘，三行廿字。
釋文：「王來獸（狩）自豆錄（麓），才（在）。王鄉（饗）西（酒）。王光（貺）宰甫貝五朋。用乍（作）寶」。全銘大意是說：商王自豆麓狩獵歸來，在地宴饗時，賞賜給宰甫貝五朋（一朋二串），宰甫因而作此器以記其事。
商代銅器銘文一般只有一二字；多者數字，大都記族徽和祖先名，如〈宰甫卣〉這類長篇記事銘文的青銅器極為罕見。〈宰甫卣〉的發現，為研究商代歷史、地理以及銅器斷代增加了一件重要的標本。
此器拓本初見於《意齋集古錄》，名之為「來獸敦」。吳大瀓題蓋銘曰：「陝西賈人所拓」；題器銘曰：「此本為陝賈所拓贈，今器不知歸何處」。可見吳氏僅據拓本文字首行入錄，不曾目睹原器。此後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卷二》根據器主名更名為「宰甫敦」。《小校經閣金文拓本》、《三代吉金文存》等書據吳大瀓所得拓本入錄，分別名為「宰甫敦」、「宰甫簋」。《周金文存》（補遺卷二）著錄了周慶雲所得此器蓋銘的另一拓本，而又歸入鼎類。總之〈宰甫卣〉拓本問世以來，不少學者競相著錄研究，素為學術界所珍視，惜上述各家也均未能目驗實物，故而以訛傳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