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風，是一種帶底座上插活動或不活動屏板的傢俱，主要為遮蔽、間隔空間並裝飾之作用，漢代屏風的形制主要有座屏、插屏、圍屏等。製作材料有木製和玉製等，屏心有紙、絹、雲母、翡翠、琉璃等，製作工藝有雕刻、鑲嵌、彩繪等。屏風起源很早，不過先秦文獻中只言屏，未提到屏風，而稱其為「邸」或「扆」。「屏風」一詞最早見於西漢馬王堆漢墓遣策，記有「木五菜（彩）畫並（屏）風」。至西漢中晚期以後，屏風使用十分普遍，常見於富豪之家，凡廳堂居室必安置裝設。《西京雜記》載：「漢文帝為太子時，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帷帳甚麗」。漢代文獻記載較多，這時期宮廷和豪宅屏風精美華麗，有玉石屏風、漆木屏風、琉璃屏風、雲母屏風、雜玉龜甲屏風、絹素屏風等。《史記•孟嘗君傳》曰：「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漢書•陳萬年傳》載，西漢時善於諂媚的御史大夫陳萬年病臥床上，教訓兒子陳咸直到深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仗之……陳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三輔決錄》載：「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從漢代畫像及出土實物可以看到屏風的形制，有插屏和圍屏等。
插屏一般為獨立板屏，由屏板和屏座兩部分組成。形體有大有小，大者多設在室內當門處，既具遮蔽作用，也可起裝飾功能。馬王堆漢墓所出〈彩繪漆插屏〉（圖一、二），屏板為方形，由屏框與屏心組成，屏足為二個凹形底座，可供屏板插入其中，整屏髹漆彩繪，黑漆地，用紅、綠、灰三色彩繪雲紋和龍紋。簡二一七（M1）載：「木五菜（彩）畫並（屏）風，一長五尺高三尺」；簡二七四（M3）載：「木五菜（彩）畫並（屏）風長五尺高三尺一」，座屏與遣策上所計尺寸不符，應為明器。河南洛陽澗西七里河東漢墓和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所出插屏，其形制與馬王堆漢墓所出彩繪漆插屏相似。河北定縣四十三號中山穆王劉暢墓出土的〈玉座屏〉（圖三）也為插屏，高十六•九公分。座屏由四塊鏤雕玉片拼插而成。兩側以雙連玉璧為支架，玉璧主體透雕青龍、白虎，中間兩屏片略呈半月形，兩端有榫插入架內，透雕人物鳥獸紋。上屏片正中為「西王母」，分髮高髻，憑几端坐，旁有朱雀、狐狸、三足烏等；下屏片為「東王公」，髮後梳，憑几而坐，旁有侍者及熊、玄武等。其紋飾形象地反映了漢代人的神仙崇拜思想。此玉屏採用了透雕、鏤刻等多種琢玉技藝，畫面神采飛動，超凡脫俗，表現特有的浪漫主義遺風。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拜謁圖」，給我們提供了插屏與人物關係的形象資料。墓主人朱衣端坐床榻之上，其後置黑色朱綠彩繪立屏，屏板下隱約可見承托的朱色足座。插屏常設於人物座位後立為屏障，或在大型建築進門處起遮掩作用，藉以顯示其高貴的尊嚴，這應是周天子御座後所設「扆坐」的延續。追根溯源，屏風的使用在西周初期就已開始，不過當時沒有屏風這個詞，稱其為「邸」或「扆」。扆，斧扆，或寫作「黼依」，是古時天子座後的屏風，又可稱為「扆坐」，即專指御座後所設的屏風。《尚書•顧命》：「狄設黼扆綴衣」；《禮記》也載：「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漢代鄭玄注曰：「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紋所示威也」。《周禮•掌次》載：「設皇邸」。「邸」，鄭玄曾有注：「邸，後板也」。後板者，為大方板於坐後，為斧紋，指屏風。皇邸，即周朝時為天子專用的器具。周天子在冬至祭時，背後一般設「皇邸」，即屏風。它以木為框，糊以絳帛，上畫斧紋，斧形的近刃處畫白色，其餘部分畫黑色，這是天子名位與權利的象徵。就像《三禮圖》中的斧扆。東漢李尤〈屏風銘〉道：「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閼風雅，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正是指這種形制而言。不過在這裡插屏被文人賦予某種人格，變成了一種精神文化的載體，成了儒家道德倫理的化身和做人的道理，包含了中國文人對中國文化本體加以說明與肯定的期望，以從中覓得某種庇護精神和慰藉道德的力量。這種插屏發展到明清時期成為帝王御座後面的座屏。
圍屏即曲屏，為多扇拼合的屏風，主要有「┌」和「だ」形式，每扇之間用折疊銅構件連接，可向一個方向開合。這種屏風根據室內空間，可長可短、可屈可直，輕巧靈活、運用自如，在較大的空間內，常置於身體的左右，起分隔和遮蔽作用，滿足當時人們跽坐時蔽身的高度需要。古文獻常有記載，《後漢書》載：「鄭弘為太尉時，舉弟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三國志•吳錄》載：「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漢代隨著建築物內部空間的加大，屏風高度有所增加，每扇屏扇的寬度也相應加寬，在拼合方法上，大量出現用金屬的交關相連屬，更便於折合。其中尤以廣州南越王西漢墓所出土「だ」形圍屏最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