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仁（1743∼1795），原名泰，字階平。後因得古銅印，改名蔣仁，更字山堂，又號女床山民、吉羅居士等。乾隆八年癸亥（1743）出生於浙江仁和（今杭州）。
蔣仁卅二歲之前的生活狀況，可考察的文獻極少。在「真水無香」邊款中，提到乾隆卅四年（1769）曾與董植堂、徐堂、桑際陶、沈守正在名儒沈廷芳之隱拙齋作消寒會，得見金石鼎彝及諸家篆刻不少。繼與黃易訂交，得見其父黃樹穀（1700∼1751，號松石）之收藏。這一年，蔣仁廿七歲。此時期他大部分行蹤都在江浙一帶，交遊也相對廣泛一些，但性格上的孤高冷僻已然形成，自稱「枯寂之士」（「昌化胡栗」邊款）。他曾於揚州平山堂得古印「蔣仁之印」，遂改原名「蔣泰」為「蔣仁」，根據乾隆卅九年（1774）所刻「昌化胡栗」的署款，蔣仁改名應當在卅二歲之前。
乾隆卅九年，是蔣仁一生中難以釋懷的一年。這一年春天，蔣仁自忠清里褚堂巷遷居到蔣暉所傳之東皋老屋，將家藏古書畫二百八十餘種及法帖、古玩寄貯好友史苕月家，卻為桓大司馬孽子巧竊殆盡，僅餘其父從陳撰處易得的漢玉磨兜堅一支。蔣仁懊悔不已，引為終身恨事。乾隆四十二年（1777），朱彭、沈舲、胡栗、禪一、倪印元等效法南屏詩社（吟社）遺風，結社於南屏萬峰庵，蔣仁偶亦參與其中，同時參加的還有向蔣仁學印的項朝蘽（見項朝蘽「蕭閒館印」邊款）。
乾隆卅九年到乾隆四十九年（1774∼1784），也就是在蔣仁卅二歲到四十二歲之間，他多次客居揚州。當時的揚州鹽商聚集，非常繁華，各地的文人墨客雲集於此，藝術市場也十分繁榮，有「廣陵為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懷才抱藝者莫不寓居廣陵」之稱。這一段時間，奚岡、黃易等人也經常客居維揚。蔣仁在揚州的經歷，大約是處館課徒與遊藝。處館是中國文人的傳統職業之一，即受僱於人家課徒授經，有時也從事一些文書事務。這是當時讀書人除出仕外一種比較體面且收入相對穩定的職業，但是往往只有那些取得生員資格的士紳才可能輔導學生參加鄉試，而那些還不屬於士紳階層的布衣書生，通常只能為幼童啟蒙，其薪酬也遠比那些有功名的士紳要低。也許是出於不屑，蔣仁雖然熟通經典，一生卻從未取得任何功名。處館課徒是蔣仁的主要經濟來源，在其四十歲左右時給黃易的信中自云：「仁頻年授經廣陵顧氏（指顧廉）」。顧廉兼工繪畫，與蔣仁的關係相處融洽，蔣仁對其畫藝讚譽有加：「頑夫大兄六法遠過兩峰，二十四橋無出其右者，因作此印奉贈，當之庶無愧色」。嚴元照〈哀詞〉云：「揚州人有聞其名欲以禮聘之，既許之矣，旋聞其家用繡茵，惡其奢，辭之。強之，掉頭不復應」，可作為蔣仁在揚州遊藝授經之證明。蔣仁在當地交友除畫家顧廉外，還有詩人翁靜岩、篆刻家董洵等人。在揚州的客居生活，是蔣仁一生中相對自由、寬裕和舒暢的時光，他有充足的時間交遊唱和、飲酒遊山，手中也有餘錢可以在市肆中購買古印和前人印作。這十年左右的黃金歲月，也是蔣仁創作力最為旺盛的時期，從有紀年的印章上看，此時期所留下的印作有卅七方，占其所有紀年印章的七成以上。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蔣仁的思想受到佛家影響越來越大，卅七歲時所刻「云何仁者」和卅八歲所刻「世尊授仁者記」，分別在印側刻〈維摩詰經不思議品〉、〈維摩詰經菩薩品〉共千餘字，可見其對禪宗的癡迷。
大約乾隆四十八年（1783）以後，蔣仁在揚州的主家顧廉去世，蔣仁因此失去生計而回杭定居。在此年給黃易信劄中，蔣仁哀歎顧廉之子尚幼，而其親友「駔儈獧薄」，蔣仁因此不願「伍絳灌」。同時蔣仁也深深感喟時光荏苒，自己江湖飄零，豪氣不存。在這時期給黃易的信劄中，他以「蘇季子（蘇秦）無負郭田，顏平原（顏真卿）有〈乞米帖〉」為況，感歎自己年逾四十，白髮盈梳，牛馬任呼，萬念灰燼。由於心志消沉，加之身體狀況不佳，蔣仁自此很少遠遊，大多數時間過著「息交絕遊」的隱居生活，所來往的好友不過邵志純、胡作渠、翁承高、平聖臺、項朝蘽等數人而已，這些朋友當中，大多耽於禪悅，有著與蔣仁相同的宗教興趣，如胡作渠、平聖臺、項墉等人。從蔣仁所刻印章和信劄中，他對平聖臺格外敬佩，盛譽其為「今之王摩詰、袁中郎」，與之過從甚密，間亦客紹興其家。此時蔣仁經濟狀況大為窘困，早年在揚州的積蓄，幾乎費盡。身體狀況也不如以前，時常為病所折磨。加上個性孤高，不屑俗務，因此日常開銷已成問題，每日或以禪佛為精神寄託，或應朋友之請託，寫些書法自娛及送人。或許正是在這孤寂的晚境，蔣仁更加懷念曾經在繁華錦繡的揚州城時悠遊自足的生活，在他晚年於〈沈生芝山水卷〉所作的詩中，他如此抒寫對揚州生活的回憶：「酒量詩腸不可窮，紅橋燈火畫船通。匆匆二十年前事，展卷分明似夢中」。
這段時間內，蔣仁定居杭城，生活雖然貧苦，但不乏詩酒文會。其書印在朋友圈內也受到一致推崇，其書法被時人推舉，認為與帖派名家梁同書齊名。乾隆五十年（1785），李鼎元至杭州，遊訪西湖詩社，與蔣仁、沈舲等結交，稱蔣仁為「西湖十友」之一，於其詩文書法尤為嘆服。據李鼎元記述，蔣仁為人「沉靜簡默，淡於名利」、「能詩善飲，飲愈多而容愈謹」，可見其內向拘謹、不苟言笑的神貌。李鼎元對蔣仁有「我於山堂見其真，不重筆墨重其人」之評語，可見其雖然性情嚴肅沉默，卻為人至真。
乾隆五十一年（1786）左右，蔣仁原居祖屋因故不能居住，只得就近再度遷居，這處居所在艮山門外近沙河塘的徐家橋（一說方家衖），與原居相去不遠。十月，蔣仁刻自用齋室印「吉羅庵」，更號「吉羅居士」，原齋室名「磨兜堅室」未再使用。「吉羅」為佛家語，乃戒律中惡作、惡語諸輕罪之意。所謂「吉羅庵」實為購自他人的一處危舊樓房，遷居以後，又不得不花錢維修，使得本已左支右絀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這一時期的生活，郭麐描述為：「家至貧，時不舉火。所居老屋兩間，欹危殊甚。琴書井灶咸在其間，山妻小女欣然忘貧。雖古之天民逸士未能過也」，這或許正是蔣仁詩中「窮達貴適意，其餘曷足觀」一般的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