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的〈大官盉〉，直口，鼓腹，圜底，蓋稍隆，三矮蹄形足，肩部有雙繫與提樑套節，提樑已佚，腹前為摩羯魚首流。蓋上飾兩道弦紋，中有橋形鈕，肩、腹亦飾有弦紋。下腹刻「樛大」銘文，流右側刻「四斤」銘文，流底部刻「大官四斗」銘文。該器用水實測容量為八○三毫升。高十二•五公分，口徑八公分。於一九七四年在陝西咸陽市窯店鎮出土，現藏咸陽博物院。
大官，即太官，掌管膳食的官職，食官。太官一職始設於春秋時期。《史記•滑稽列傳》：「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記載楚莊王命令優孟將愛馬屍體交給太官，可見當時楚國設有太官一職。戰國時期秦國、韓國等國也設有太官職位，兩漢時期太官成為常設官職，「太官」銘屢見於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物中。《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可知秦國太官為少府下的屬官，主要職能是給養。《後漢書•百官志》云：「太官掌御飲食」，《漢官儀》稱：「太官，主膳羞也」，則漢代太官主要職能是掌管皇帝的飲食。
〈大官盉〉的基本特徵為直口、鼓腹、有流無鋬的提樑盉。提樑盉起源並成形於江淮地區，發展時序較長，從西周晚期至戰國晚期；分布地域廣泛，主要集中在周代的江淮地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提樑盉形態較為原始，春秋中期成熟，基本特徵為直口、平蓋上有鏈環與提樑相連、龍首拱形提樑、Ｚ形龍首曲流、獸尾鋬、三蹄足，戰國中晚期的形制變化為器足瘦長、無鋬，戰國中晚期至秦漢之際的形制特徵為矮足、無提樑、腹部有一長柄。此外在山西長治分水嶺、長子牛家坡、潞城縣潞河以及河北平山、河南洛陽等地，也發現較多有流無鋬的提樑盉，年代從春秋晚期到戰國末，風格與南方地區的提樑盉差異較大，為中原地區受南方影響的改制器形。〈大官盉〉蓋弧隆、肩部設雙繫與提樑套接、肩腹飾有弦紋的特徵，也見於陝西西咸新區坡劉村秦墓出土的一件，該盉鳳首流，蓋紐以三圓環與肩部紐連接，拱形提樑口銜圓環與器身套接，墓葬時代為戰國晚期，墓主是秦國貴族。此外江蘇揚州邗江甘泉巴家墩西漢木槨墓出土的一件提樑盉，形制也相同，器身滿飾蟠螭紋，雖出土於西漢墓中，仍透出濃厚的戰國銅器特徵。比較而言，〈大官盉〉頗具戰國晚期秦國器的特徵。
不同的是，〈大官盉〉腹前為摩羯魚首流，有別於周代南方提樑盉的Ｓ形獸首流，也與秦國提樑盉上的鳳首流顯著不同。「摩羯」（Makara）是印度神話傳說中一種長鼻利齒、魚身魚尾的動物，後被佛教吸收，指稱水中魚王。摩羯不僅在古印度神話中被認為是河水之精、生命之本，也被認為是毗沙門天的九寶之一，還是水天、恆河女神的坐騎。摩羯形象在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二世紀的印度北部地方十分常見，印度早期的摩羯紋飾及造型特徵為鱷魚首，鼻端略翻卷，張嘴排牙，象腿或鱷魚腿，耳如象耳，有的耳朵如魚鰭狀，捲曲魚尾，尾部有的呈渦卷狀尖尾。早期摩羯形象為集鱷魚、大象、鯨魚於一身的複合圖像，有多種變體，其共同特徵是卷鼻向後，後半身為魚尾。〈大官盉〉流摩羯張口吐舌、卷鼻向後、象耳的特徵，具備印度北部地方早期摩羯紋飾的特徵，但未見排牙。另外，〈大官盉〉摩羯的眼紋由上下眼瞼和眼球組成，眼球鼓凸、眼瞼隨形包覆眼球的形態也不同於印度摩羯的眼紋，而是中國紋飾的傳統做法，商周時期青銅器上這種立體眼紋的紋飾均指象紋。
摩羯魚狀流的裝飾手法，也見於巴基斯坦塔克西拉遺址出土的一件摩羯魚注口陶壺上。除了戰國時期秦國的〈大官盉〉，中國境內發現的二至三世紀的犍陀羅式提樑壺，如廣西梧州富民坊券頂磚室墓、浙江餘姚出土的二件提樑銅壺，也皆為摩羯魚狀流裝飾。過去認為中國的摩羯紋飾始見於北魏時期，大同市博物館藏一件銀質鍍金摩羯怪獸紋八曲長杯，內底裝飾捲曲紋圍繞的摩羯，尾部被一怪獸抓住噬咬，為公元五至六世紀被北印度文化影響的大夏類型的銀器；河北正定隆興寺東魏至北齊佛造像背光線刻摩羯戲水蓮花流水中兩條摩羯魚，一條卷鼻向後、利齒、口中含珠，一條口部閉合似鯨魚，則是最早的本土摩羯圖像。而〈大官盉〉上的摩羯魚狀流則說明早在戰國晚期摩羯紋飾就已傳入中國，並且這類裝飾在公元二至三世紀的犍陀羅式提樑壺上有更多運用。
印度文化影響中國的時間遠早於大多數歷史書中記載佛教傳入中國的公元六十八年。佛教從阿育王時代（前273∼前232）開始向東西方傳播進入亞洲中部與中國，至遲於秦代就已影響中國北方的齊國與燕國舊地，以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東巡時的羨門（即早期的佛教沙門）禮祀為標誌，〈大官盉〉摩羯紋飾正是佛教初期傳入中國的旁證。另外一個證據是在先秦諸子所使用的譬喻故事中很多也有可能來自印度，《韓非子》、《呂氏春秋》記載了一些在喻體和寓意都與印度寓言十分相似的故事，如《韓非子•外儲說上》的「鄭人亡鱉」與《百喻經》的「小兒得大龜喻」、《韓非子•五蠹》的「守株待兔」和佛經《賓頭盧突羅闍為優陀延王說法經》中的「野幹待肉」等極為類似；《呂氏春秋•自知》中的「掩耳盜鈴」在《楞嚴經》中也有類似的描述，《呂氏春秋•察今》中的「刻舟求劍」也與《百喻經》中的「乘船失釪喻」驚人類似。這些被韓非和呂不韋門人收集、吸收的民間故事，與印度具有高度同源相似性質，其在戰國晚期的突然興盛，說明戰國時期中印在民間就已經有了直接或間接的交往，這種交往主要是商業交往，印度文化正是通過商業交往得以在中國傳播的。
〈大官盉〉摩羯紋飾的傳播路線可能有兩條，一是經由「西南絲綢之路」傳播至中國南方再進入中原地區。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中心之間的陸路交通路線，從漢代開始，主要是由長安出發，經新疆向西，通過中亞和阿富汗再南下到達印度河流域。而在漢武帝擊敗匈奴以前，即戰國至西漢前期這一段時間以內，存在著從四川、雲南經印度通大夏的西南商道。《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所說的話是：「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