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龍，是將寫有謝罪、祈願的文簡，與金龍、金鈕、玉璧等儀式性器物用青絲捆紮，一併投入山川之中的儀式，又稱「投龍璧」、「投龍簡」、「投龍儀」。
投龍源自中國商周至秦漢的山川祭祀和盟誓儀式，經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的整理、改革和發展形成。在古代祭祀投埋簡冊和早期道教「三官手書」儀式性文書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加入了擔當神聖信使職責的「龍」。龍被認為是將祈願文書送達神靈的關鍵環節。
投龍的最早記錄出現於東晉時期，南朝梁時已出現為國家舉行的投龍儀式。在推崇道教的唐代，投龍被正式確立為國家儀典，制定了標準的儀式，並為後世留下了數量可觀的出土文物。就考古所見，五代吳越國是舉行投龍最頻繁的地方政權。宋代繼承了投龍的傳統，在北宋初達到高峰，其後又進一步規範了投龍的場所。金、元、明時期，投龍同樣是重要的國家儀典。中國古代的官方投龍活動，結束於明代。
投龍集中體現了中國上古以來的龍、玉、山川、告盟等傳統信仰和崇拜，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特有的山川祭祀形式，並留下了眾多的文化遺產。其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良好祝願，符合當代中國建設持久和平的世界，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願景。
日前，「投龍─從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特展已在浙江省博物館孤山館區西湖美術館舉辦。是展由北京大學李零教授擔任總顧問，學術團隊來自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中國美術學院等國內各研究機構。展覽分為「山川有靈─先秦秦漢的山川祭祀」、「告盟天地─晉唐之際投龍的出現和興起」、「保安宗社─宋明之際的投龍」、「澄懷觀道─山水中的文人傳統」四個單元。展品彙集了中國歷代山川祭祀和投龍儀式的文物，共計約二三○件（組），分別來自全國四十家收藏單位，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展品為首次公開。
上古時期在祭祀時，使用犧牲（通常是動物）和玉器，簡稱「牲玉」。沉埋牲玉是山川祭祀的主要方式，「沉」指投入水，「埋」指埋於深坑，以示對神靈的尊敬和獻祭。從考古發現來看，這一傳統至少可以上溯到商周時期，且往往伴有青銅器出土。廿世紀以來，湖南寧鄉、遼寧喀左、浙江安吉等地的河湖岸邊和山頂、山坡出土的銅器、玉器，應該就是商周時期山川祭祀所沉埋之物。一九三○年代以來，湖南寧鄉陸續發現大量商代晚期和少量西周早期青銅器，至今已出土近三百件，包括〈四羊方尊〉、〈象紋大銅鐃〉、〈皿天全方罍〉、〈人面方鼎〉等。所有青銅器均不出於墓葬，大多得自山頂、山坡或河湖岸邊，有的還與玉器等伴出。這些青銅器鑄作十分精緻，少數青銅器有銘文，文字與中原一致。但目前卻未發現本地有發達的青銅鑄造業，可推斷這批青銅器應為商周時期祭祀山川的遺物。
一九七六年，安吉縣三官鄉周家灣村農民在修路改田時，在西苕溪萬華渡口西北，發現一批青銅器和玉器。青銅器包括鼎、觚、爵、案足等，玉器包括器柄、璜、環、珠等。據當地農民描述，此處原是一不高的土墩，占地約一百平方公尺，器物埋藏深度略低於現稻田面。這批器物，應為商周時期山川祭祀所埋之物。依據包山楚簡和侯馬盟書上文字的記載，這一時期，在個人的卜筮、祭禱、盟誓等行為中，也往往使用沉埋牲玉的方式。
侯馬盟書為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於山西省侯馬市秦村盟誓遺址出土的玉片文物，共五千餘件，大多數為圭形玉石片，另有圓形及不規則形。伴隨發現有大量犧牲。盟書以毛筆書寫，大多為朱書，也有墨書。玉片上的文字記錄著春秋時期晉國卿大夫訂盟誓約的言詞，盟主應為晉國世卿趙鞅。盟書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保存盟約文書的機構），一份埋於地下或沉在河裡，以取信於神鬼。盟書文字中常有「嶽公」字樣，有學者認為應是指晉國的太嶽（霍山）山神，或與晉國的太嶽崇拜有關。
自東周以來，山川成為國家合法性的象徵。先秦諸國皆有本國祭祀的重要山川。山崩川竭，則國有大患。山川因其恆久，也成為國家誓約的見證者，若有違盟約，便將遭受山川之神的懲戒。
泰山、華山、嵩山、會稽山、黃河、長江、濟水等先秦諸國的名山大川奠定了後世中國山川祭祀的基礎。至西漢時，「五嶽四瀆」被確立為國家最高山川祭祀。五嶽四瀆鎮守四方與中央，是大一統王朝的地理標識，也是衡量帝國疆土的準星。
一九五四年，山東泰安城西南的東更道村，發現戰國銅器七件，其中六件銅罍，一件鐵盤。器物埋藏於三•九公尺深之土坑中，沿東西呈直線排列，每件間隔三•四五公尺，井然有序。北面恰與泰山主峰日觀峰相對，應為戰國時期祭祀泰山的遺存。
黃甫峪遺址位於陝西華山之東的黃甫峪口，西距華山西山口約一•五公里，北距西嶽廟約五公里，遺址面積兩萬餘平方公尺。從位置來看，該遺址應是《水經注•河水注》中所記的祭祀華山的「中祠」，即漢代以前的太華山祠所在。一九九三年出土戰國時期秦國祭祀華山的〈秦駰禱病玉版〉和玉璧、玉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