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卷是最早出現的中國書畫裝裱形式，以橫幅為體式。因能握在手中展開而得名，幅度長又稱「長卷」，展開時為橫幅，亦稱「橫卷」。在卷軸畫裝裱中，手卷的裝裱工藝要求較高。縱觀中國古代書畫裝裱發展史，各歷史時期因書畫題材和紙張尺寸、裝裱材料、裝裱技藝的不同，呈現出多種手卷裝裱形式。晉代時，托裱工藝尚不成熟，需連接三至四公尺才能成卷，卷的末端用木棒作軸，從左至右卷成一束。晉代以後，裝裱技術提升，書畫裝裱從手卷衍生出立軸、冊頁等多種形式。南北朝時期內府書畫裝裱形式趨於規範，制定了卷軸長度及軸頭、織帶的尺寸標準。南北朝宋明帝時期將書卷以十紙為卷，二丈為度，此後的手卷長度在二至三丈（一丈約三•三三公尺）之間。梁武帝時期，卷軸前部出現包首，配有書寫篇目題名的簽條。
隋唐時期，書畫手卷裝裱形式在基本形制上有不同程度的改良。據明代楊慎《畫品》中的「海嶽書史」記載，隋唐時期手卷由包首、簽條、天頭、隔水、跋尾、玉軸頭組成。隋代時，卷軸中出現跋尾，附在畫心左側，便於書寫題跋。唐代時，將畫心與跋尾分開，隋唐時期出現雙色隔水（雙色引首），位於畫心與跋尾之間。北宋宣和年間盛行「宣和裝」手卷裝裱形式，沿襲了手卷的基本形式，在畫心四周加鑲小邊，進一步保護畫心。兼具藝術性和實用性。宣和裝的裝裱形式富有藝術美感，將書畫作品襯托得更加精美，深受皇室帝王及收藏家們的喜愛，也為後來的書畫裝裱確立了標準。目前流傳下來的「宣和裝」手卷作品，時間較早的為北宋徽宗時期的作品，由於時代變遷，完整的宣和裝原裝裱件存世較少。據相關專家研究認為，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唐王維〈伏生授經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北宋梁師閔〈蘆汀密雪圖〉的裝裱形式，符合「宣和裝」形制。北宋時期，宮廷專門設置專司裱褙的機構，制定書畫裝裱規範，至明清時期仍被沿用。明代時手卷格式繼續發展，在畫心前加「引首」紙，用於題字。
書畫裝裱諸形制中，手卷結構較為複雜，按其從右到左的順序，由天頭、副隔水、隔水、引首、隔水、畫心、隔水、拖尾等部分構成，這些裱件和結構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逐步規範起來。天頭背面是包首，位於手卷背面的開頭部分，一端與天杆連接，另一端連接覆背紙，是手卷裝裱結構順次的首位，在靠近天杆處配簽條。手卷按照其裱件使用的數量，可形成多種手卷品式。其中最為複雜的品式是大鑲手卷，其引首、畫心、拖尾三部分，都配以隔水及副隔水，並與天頭一起與副隔水相連。這種手卷結構囊括了所有的裱件部分。
手卷的結構中，「天頭」一般用深色綾絹料鑲嵌而成。「引首」用來題寫手卷名稱，常用冷金箋，後改用染色仿古箋紙鑲嵌。「拖尾」用宣紙接成，為鑑賞者題字所用，同時也能加大手卷的軸心圓周直徑，通常長度為二丈左右，一般用三張宣紙托好後裁開黏連而成。加大軸心粗度，使畫心卷起彎度增大，更有利於保護畫心。將天頭、引首、拖尾、畫心相互區別並提升美感，裝裱時配有相隔的鑲條，即形成「副隔水」和「正隔水」，常用淡色綾絹料鑲嵌，有深淺色之分。
包首指手卷在卷合後包在外面防止磨損的部分，起裝飾及保護作用。包首通常用錦、緞、緙絲織物，裝飾性強。包首的寬度根據手卷卷起後的卷直徑決定，通常是包圍一周後重合一公分，高度與手卷高度一致。
在手卷天杆的頂端，「天頭」和「包首」銜接處縫一條絲帶，絲帶末端有精巧的玉製或骨製的「別子」。宮中御藏書畫手卷中的別子，通常在其正反兩面刻精美的花紋，別子有一長一短回曲，也有個別同於古書和印泥盒用的單一直型「別子」。古代手卷所用別子常根據所用材料而稱為「玉別子」、「骨別子」等。別子上的「絲帶」又稱「八寶帶」，用來纏繞手卷，起到固定作用。「絲帶」的長度根據手卷卷起的直徑粗細來定，纏繞兩圈後，「別子」正好落在「上杆」左側一寸的位置，不能落在手卷底部，會導致手卷平放時不穩定。
中國古代書畫手卷上的緙絲包首，起到保護和裝飾的作用。古代書畫收藏相關著錄記載，緙絲包首的圖案風格對於鑑定書畫作品的時代和珍貴程度發揮著輔助作用。根據民國收藏家朱啟鈐著作中記載，古代書畫作品在遞藏過程中，將手卷上的緙絲裝裱材料剝離，另作收藏，亦值重金。
文獻中關於緙絲包首的記載較多，如元代陶宗儀《南村綴耕錄•書畫裱軸》中記述：「錦裱，克絲作樓閣。克絲作龍水。克絲作百花攢龍。克絲作龍鳳」；南宋周密在《齊東野語•紹興御府書畫式》中則載云：「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蹟，用克絲作樓臺錦襟」。宋代時，緙絲行業發展興盛。北宋時曾有記載定州製作緙絲，除定州外，當時全國多地製作緙絲，以江南一帶的太湖流域為中心向周邊地區擴展，有眾多緙絲製作工坊和緙絲藝人。宋朝官府文思院中設有「克絲作」，專門製作緙絲。目前傳世品中有一部分原為用於緙絲包首的實用品，歷經千載流傳至今，後人將其裝裱為冊頁或立軸形式，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緙絲仙山樓閣圖〉、遼寧省博物館藏〈緙絲紫鸞鵲譜圖〉。
根據出土物和傳世品來看，早期紡織品圖案以聯珠紋和團窠紋為主。中國古代工匠沿襲了這種設計風格，製作出中國化的聯珠動物紋樣織物。在融入本土化元素時，將波斯神獸替換成華夏文明代表性的圖騰—龍，將異域的聯珠紋與團窠紋融入到中華文化的語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