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灣南岸的寧紹地區，不僅是瓷器的發源地，也是北宋以前青瓷的主要產地。因這一帶為春秋戰國時期越國的腹地，古越族也主要棲居在此，所以唐人陸龜蒙便將此地燒造青瓷的窯場稱為「越窯」。考古資料顯示，越窯自東漢形成至北宋衰落，在人類物質文明史上橫亙了近一千年，它所取得的每一項成就均對中國乃至世界瓷器文化的繁榮和發展產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早期越窯的中心產地在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區，此地窯場又稱上虞窯。至今已發現東漢窯址六○多處，大多分布在曹娥江中游兩岸及曹娥江支流小舜江兩岸的丘陵山地。東漢窯場生產青瓷和黑瓷兩種產品，以青瓷為主。器形有碗、盤、缽、罐、洗、壺、鍾、樽、瓿、五管瓶、窣堵波（stupa）等。裝飾手法主要是拍印、壓印、戳印和貼塑，紋飾多為拍印的麻布紋、網格紋、三角形紋等幾何形紋，還有錢紋、櫛齒紋、葉脈紋、弦紋、水波紋、方格紋、菱形紋、鋪首等，與漢代原始瓷的裝飾手法和紋樣相似。
說明東漢成熟瓷器在發展之初，在造型藝術和裝飾紋樣等方面，仍帶有原始瓷和印紋硬陶的烙印。雖然焙燒溫度較高，但在燒成氣氛掌握上還不夠嫺熟，致使產品釉色不夠穩定，除了常見的青釉外，青黃和青灰色釉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然而，作為蓬勃興起的新生事物，越窯初創時就顯示出強勁的發展態勢，製瓷技術在短期內的創新與完善，為越窯鼎盛期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三國西晉時期，是一個政局動盪、社會大變革的時期。三國鼎立之後，吳國統治者在自己的疆域內力求社會安定，努力發展生產，「有吳之務農重谷，始於此焉」。農業的發展為製瓷業的發展提供了保證。西晉立國後，江南地區也相對安定，一度出現繁榮局面，社會經濟得到發展。同時，人口的增長和厚葬風的盛行，對瓷器的需求量相應增加。此外，曹娥江一帶瓷土和燃料充足，交通便利，促使瓷器生產迅速發展。
上虞境內遺存這一時期的窯址達一四○餘處，窯工們經過長期實踐經驗的積累，已能較好地掌握燒成氣氛，使器物在還原焰中燒成，釉色呈現出青中微泛綠的優雅色調。並且釉層均勻潤澤，很少有流釉現象。器物種類增多，包括日常用器和明器。日常用器主要有碗、碟、罌、羽觴、承盤、樽、罐、缽、雞首壺等飲食器具，薰爐、唾壺、溲器、洗、羊形器、獅形器等家居用具，硯滴、水丞、硯等文房用具。明器主要有踏碓、井、灶、礱、磨、臼杵、米篩、畚箕、掃帚、火盆、鐎斗等，模仿生產生活設施的用具，有反映飼養家禽家畜的雞舍、豬圈、狗圈等，還有反映佛教文化的五管瓶、堆塑罐等，裝飾方法多樣，題材豐富。常見紋飾有壓印的網格帶紋、雲氣紋，戳印的菱形紋、聯珠紋，印貼的佛像、鋪首、瑞獸、人物等，堆塑的人物、飛鳥、豬、狗、熊、羊、螃蟹、亭臺樓閣等，刻劃的雙魚，範印的雞首、虎首等。有的器物則整體或局部做成動物形狀，如獅形器、羊形器、熊形器、神獸尊、鷹形壺、兔形硯滴，虎子的虎形提梁、燈的熊形燈柱等。這一時期的越窯瓷器上，還常見到銘文，如南京趙士崗三國吳墓出土的一件虎子，腹部銘有「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袁宜作」；江蘇金壇出土的一件青瓷腹部銘「紫（此）是會稽上虞范休可（工匠名）作者也」等銘文，在一些堆塑罐上銘有「會稽出始寧」等字樣。以上皆顯示越窯在發展過程中，已有如袁宜、范休可等製瓷名匠。西晉晚期，出現了褐色點彩的裝飾手法，雖然在整個裝飾藝術中並不普遍，卻成為東晉時期褐色點彩藝術的先聲。
三國西晉時期的越窯青瓷，製作精緻，造型豐富，裝飾華麗，具有了廣闊的銷路，以南京為中心的鎮江、丹陽等地，為孫吳、西晉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聚居著當時的皇族、宗室和世家大族，他們生活考究、奢靡，加之厚葬風的盛行，使得這裡成了越窯青瓷最大的消費中心，同時，越窯青瓷還運銷到安徽、湖北、河北、河南、山東、遼寧等地。
東晉南朝時期，隨著厚葬風的迅速消退，各類用於隨葬的明器已基本停燒，越窯的生產總量也銳減，越窯窯場的數量大大減少。常見器形有碗、盤、碟、洗、雞首壺、罐、缽、溲器、硯、槅、羊形器、燈、罌、唾壺、水丞、薰爐、羽觴、承盤等，器物種類遠不及三國西晉時期多，造型、裝飾也趨於簡化。早期多飾弦紋、褐色點彩，後期普遍流行刻劃的蓮瓣紋。蓮瓣紋是南朝越窯青瓷的主要紋樣，較多地出現在碗、盤、唾壺等器物上，反映了佛教流行的盛況。東晉南朝時期，儘管越窯的窯址數量減少，產量也大幅度下降，然而瓷器的品質並未下降，這一時期普遍採用的泥點疊燒法和刻劃花裝飾技法，對唐代越窯的製瓷工藝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漢六朝的上虞窯是越窯的主體，其先進的製瓷技術不斷向周邊地區傳播，使越窯的規模日益擴大。同時，各地的窯口因程度不同地受越窯影響而獲得了生機。浙江境內各窯口以及江蘇、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等地的窯業生產在越窯的影響下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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