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齋，在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場所有大有小，無論是花木扶疏的風雅堂閣，還是孤燈伴書的一方陋室，文人於其中進行撫琴、對棋、著書、作畫、賦詩、煮酒、品茗、靜坐、參禪等活動，成為今日對理想文士生活的共同想像。

書齋生活自古有之，於明代最為興盛且更富內涵，箇中原因與當時朝政混亂、科舉制度和經濟發展等結構性因素相關。本應以簪纓為志的士人，卻因科舉遲滯多數未能中舉任官，大量的文人遂轉投身經營深居、養性的「閒情」空間，透過茶寮、書齋、樓房、園林等形式，寄託其於世俗社會的現實意義。尤其明中期後的官場現實對文人更形艱困，未涉足廟堂便萌生退歸者所在多有，如李流芳（1575∼1629）偕錢謙益進京赴試前，就對錢氏說：「他日世事粗了，築室山中，衣食並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彷彿淵明〈南村〉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供明未晉，已思其退，李流芳於卅二歲中舉，之後兩度赴京參加殿試未果，又逢太監魏忠賢及其黨羽亂政，仕途凶吉難料，後歸鄉自建「檀園」，絕意仕途，以築室書齋為身心的最終歸所。

又如吳門才子文徵明（1470∼1559）詩、文、書、畫四絕，然卻數次未第。嘉靖二年（1523），幸得舉薦以貢生進京，授職翰林院待詔，居官三年，卻上疏乞歸。〈藂桂齋圖〉卷（圖一）寫於嘉靖十一年（1532），當時他已辭官返回蘇州，本圖雖為「子充」而寫、「藂桂齋」為其書齋，而荒索疏簡的畫面正符合畫家此時看破功名，以戲墨自遣的心情。畫中文人端坐齋內，目光投往遠方，身心彷彿已在塵外，而無所俗務。


身居高位者，亦不乏歸田之想。《明史•文苑傳三•何良俊》便載嘉靖年間擔任京官的華亭人何良俊（1506∼1573）嘆：「吾有清森閣在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彝鼎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乎？不亦思而可笑乎？」後遂告病而歸。明末祁彪佳（1602∼1645）官至右僉都御史，於會稽造私家園林「寓山園」，園中設一簡陋書齋，名曰「志歸」，並言：「當予乞歸時，便欲於定省之暇，適志園亭，而此齋實為嚆矢，乃此是志吾之歸也，亦曰歸固吾志也」。掛冠歸里實為避禍，而歸隱則必言書齋生活，可見此方空間之重要性。而能擁有一個「藏書數千卷」、「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的園林書齋，便是許多文士畢生的嚮往。

明初洪武肇建，君子尚儒重禮，「卑尊貴賤各安其位」，中央對於「非民生必需」的各方面規定森嚴，如《明史•輿服志》要求百官第宅：「不許於宅前後左右多占地，構亭館，開池塘，以資遊眺」，因此園林亭館殊少著錄。明中後期始，制度漸形鬆弛，嘉靖後更是「淳風漸散」，如何喬遠《名山藏•貨殖記》載：「隆萬以前，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窖圈四周，十室而已。今重堂窈寢，迴廊層臺，園亭池塘，金輝碧相不可名狀矣」。

江南地區自古便是文化薈萃、經濟富足的重心，太湖流域周邊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杭州、嘉興、湖州、太倉等地，文風鼎盛、經濟蓬勃，漸成為流行時尚的指標地區，造林築園、奇巧工藝尤以蘇州最佳。成化年間，蘇州城已是繁華的大都市，「亭館布列，略無隙地」，晚明時更是「朱門華屋，峻宇雕牆」，奢侈之風已不限於富賈巨族，不僅市井小民群起仿效，甚而文人士子也紛紛投入這個行列，「吳中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萬曆之後，迄於天（啟），崇（禎），民貧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