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皇帝崩逝於暢春園，享年六十九歲。聖祖遺詔：「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十二月廿四日，聖祖康熙四子愛新覺羅•胤禛（1677∼1735，1722∼1735在位）登基，是為雍正皇帝，次年改元雍正，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史稱清世宗。
在歷史上，雍正皇帝是一位面向多元的統治者，他為鞏固皇權，行事雷厲風行。而在內政治理上，他則剛毅果決、勇於革新。尤其在勤於政務上，更是出了名的「過勞」。其在位僅十三年，白日裡引見廷臣百官；夜裡挑燈批諭直至雞鳴，其留下大量的手書硃批，遠多於清聖祖。而他竟能於百忙無暇之中，對於宮廷燒造的琺瑯彩瓷給予精確、細緻的指示與管控，並提出極為嚴格的要求。
自古以來，瓷業的鼎盛與國力之強大關係密切。如《陶說》「有陶以來，於茲極盛！此無他，人心優裕，人力寬閒，物產物華，應運而起。有必然矣！」有清一代，以康、雍、乾三朝製瓷盛況載譽於史又誇耀於世。恢弘瑰麗的帝國氣象，也反映在精緻華美的彩瓷之上，其中繪燒於各種質材上的銅胎畫琺瑯、瓷胎畫琺瑯、玻璃胎畫琺瑯等精品，更是完全出於帝王意志、品味、審美，亦為利於誇顯國勢的產物。誠如高士奇曾所言：「雖陶器，其成功與否關乎政治」。
清代宮廷中琺瑯彩的出現，可說是得利於康熙對西方技術工藝的接受和愛好。華美精緻的琺瑯彩瓷器，主要是在銅胎畫琺瑯的影響下，於康熙晚期在宮廷中燒製成功。雍正即位後，除了持續承繼康熙的意志燒製琺瑯彩瓷，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的記事檔案中，也能看出雍正對造辦處琺瑯作極為重視，不僅時常過問琺瑯瓷器的燒製情況，還親自參與、監督琺瑯彩瓷的設計製作。《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中，即明確記載雍正對於燒製工作的直接干預：「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總管太監張起麟傳旨，燒做琺瑯連罩果碟一件，果罩底口徑三寸七分，將罩子吞在碟口內」；「雍正七年四月十七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月初八郎中海望奉旨：將三足圓形琺瑯洗做幾件，要直墻三足平底、白琺瑯裡、黑琺瑯外墻，其外墻周圍畫花卉，再傳給年希堯。即照此樣式，每樣燒造幾件……爾做樣呈覽過，再交燒造。欽此」；「雍正十二年三月初八日，首領太監薩木哈持來磁胎畫琺瑯孔雀碗一對。傳旨：『此碗花樣畫的甚好，著照樣再畫幾對。欽此』於五月初二日畫得孔雀尾磁胎琺瑯碗一對，呈進訖」。
雍正對畫琺瑯的關注，也反映在諭令頗得他心意的善畫者提供畫稿之事上，如戴恆、鄒文玉、唐岱、湯振基、余秀等，這些人多半是翰林出身，其中戴恆長於花鳥，也能畫水墨琺瑯；唐岱同樣以山水見長；賀金昆則是以「善畫人物花卉聞名」。此外，還選用戴臨、徐正國的書法，成為琺瑯彩瓷上詩詞的字體。雍正琺瑯彩瓷上的詩句，多為戴臨題寫，戴臨為武英殿待詔，雍正曾屢次降旨，要求戴臨為瓷器撰字：「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內務府總管海望，持出白碗一對，奉旨：『將此碗上多半面畫綠竹，少半面著戴臨題字、言詩、誦題、寫地章，或本色、或合配綠竹淡紅、或何色，酌量配合燒法瑯』」。
然而，即使雍正對瓷器燒造一事十分重視，但繁忙的政務與國事多如牛毛，在無法事必躬親的情況下，往往必須倚重信任的助手代為監督。怡親王允祥（1686∼1730）便受其交付，以怡親王的身分管理造辦處事務。當時真正擔任總管內務府大臣職銜者為莊親王允祿，但其個人卻很少直接介入造辦處的事務，反而是「鉅細事件，皆一人經畫料理」的允祥，管理最為全面，其自身的審美標準也最高。怡親王雖身為總管理者，但為了能及時處理第一線發生的大小狀況與細節，同樣也倚賴其他得力的督窯官。雍正四年（1726）沈崳加入造辦處的管理；雍正六年（1728）經由海望的推薦，唐英也成為管理團隊之一，並於同年秋之後至景德鎮督造窯務。
有關清代宮廷釉上彩工藝名稱的釐清，學者施靜菲在〈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釉上彩名詞─琺瑯彩、洋彩與粉彩〉一文中，深入淺出地做了詳盡的整理與分析。目前學界對「琺瑯彩瓷」即清宮檔案中的「磁胎畫琺瑯」的看法較為一致，指的主要是經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潔白細膩的白瓷胎，運至紫禁城之後，再以琺瑯彩料施繪，在宮中造辦處「琺瑯作」作坊內，復經小窯爐一或二次焙燒製成的。其底部多有清宮特屬的標誌，如像印章一樣工整的雙方框「康熙御製」、「雍正年製」、「乾隆年製」等釉上料款。有別於景德鎮御窯廠一般使用的「大清康熙年製」、「大清雍正年製」、「大清乾隆年製」青花款或紅彩款。瓷胎畫琺瑯受限於紫禁城中窯爐規模，宮廷瓷胎畫琺瑯器多半小巧精緻、數量不多，並常呈一對或數對成組燒造。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余佩瑾說明，成對成組燒製的瓷胎畫琺瑯，約在康熙時期便已經出現，但真正全力要求將瓷胎畫琺瑯成對訂製、燒造者，則是在乾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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