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考古學家孫機曾在《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中提及：「使用銅鏡時，雖可手執繫於鈕上之絛帶以攬鏡自照；然而當梳理鬢髮、塗施脂粉、簪戴首飾的場合，則須置鏡於鏡臺。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所藏東漢八連弧雲雷紋鏡，附有配套的鎏金銅鏡臺（筆者注：惜為整套之殘件）。其底部為圓座，中立支柱，柱頂分杈，擴展為左右對稱的半圓弧形窄槽，兩端飾龍頭。銅鏡嵌在槽裡，可裝可卸」。近卅年來，學界對中國銅鏡之鏡臺、鏡架、鏡檻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例如朱仁星、楊曉能、周亞、諶小龍、劉瑞霞、霍宏偉等學者，研究中國古代鏡臺之論文與書籍先後發表，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本文亦就此議題，試抒己見。
對於稱謂問題，筆者同意劉瑞霞〈鏡臺與鏡檻─漢唐時期銅鏡置鏡方式芻議〉一文觀點。該文認為：銅鏡在照面時，除手持使用之外，主要借用外物承托，所承之物，翻閱歷史文獻資料，有稱為「鏡臺」、「鏡檻」與「鏡架」者。最早見到「鏡臺」的文獻資料，是魏武時期的〈上雜物疏〉：「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枚，又純銀七，貴人、公主鏡臺四」。河南安陽西高穴東漢曹操陵曾出土刻有「鏡臺一」三字的石碑，表明東漢時期，「鏡臺」就已經成為置鏡的常用之物。《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服用有玳瑁細漏鏡臺一」。劉宋元嘉《起居注》：「韋朗為廣州刺史，作銅鏡臺一具」。唐代，我國佛教禪宗六世祖慧能大師有偈語：「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毋庸置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尤其是漢唐時期，「鏡臺」一詞的確立已是無可爭辯。
縱觀中國銅鏡史，鏡臺的材質多種，結構多樣，不勝枚舉。最精美者當數一批與八連弧雲雷紋鏡配套的「雙龍首鎏金（銅質）鏡臺」，其問世年代在東漢早期，比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要早了三、四百年。又，日本最早、最大、最多的「仿漢式」銅鏡（包括傳說中天皇即位時的「三大聖物」之一），皆為八連弧雲雷紋鏡。筆者認為，這批距今近兩千年的專用鏡臺，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當予以特別重視。考慮到可靠度、完整度、清晰度等因素，一九二○年代洛陽金村出土的兩件，一九九○年代在美國J. J. LAIIY & Co.拍賣圖錄中的一件（已由美國私人收藏），本文不得已地暫且排除。
概括而言，此類鎏金鏡臺的存世量應不超過十套， 惜其鏡臺本身的金屬構件多不齊全。至於原有的木質構件，經過兩千年歲月，早因腐蝕而消失。目前所見者，皆係今人主觀複製。存世概要
在臺北藏家的支持下，筆者有幸在二○二○年時得到了一組東漢早期雙龍首鎏金鏡臺，其中包括銅鏡以及齊全的五個鎏金金屬構件。二○一八年五月廿日時，在北京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召開了一次由校內外專家、學者參加的學術研討會，便嘗試著對這套鏡臺構件如何復原組裝的問題進行了充分討論，惜未能取得進展。此後，經過反覆的思考、研究與實驗，終於有所突破，在添置了四個木製構件的基礎上，完成了此鏡臺的復原工作。
二○二一年四月廿二日，北京清華大學一一○周年校慶時，此復原鏡臺有幸在該校藝術博物館「萬物必照─中國古代銅鏡文化與藝術」大展中展出。現應有關單位以及若干同好的要求，筆者歸納整理了多年來對此鏡臺復原研究的心得、體會，並將之公諸於世，期盼得到專家、學者、同好的寶貴意見與建議。
本文先將這件鏡臺的原有構件以及復原構件一一統計列表如下，詳見表一。
依據表一以及筆者對日本、美國的實地考察與文獻圖片可知，此類鏡臺金屬構件的尺度相近，僅是龍頭有細微差異。圖一龍頭處有陰刻的細部花紋，似可納入同類精品之列。
與此相關，二○一六年四月，日本兵庫古鏡展示館展出了一件鏡臺。查閱資料可知，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息齋藏鏡》等處，皆有同類收藏鏡臺，遺憾的是構件皆不齊全。本文將它們對照列表如下，詳見表二（表中圖二至圖五之每個構件與圖一基本相同，本文不另就各圖再作細部標示。為方便敘述，文中依序所談及的五件鏡臺，分別以清華
版、兵庫版、納爾遜版、上博版、息齋版稱之）。
斷代研討關於此類鏡臺的問世年代，有多位學者認為當在東漢初年，也有觀點認為是在新莽。筆者認為，斷代在東漢早期比較合適，原因可從下列各方面試加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