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造瓷器是一種以技術為手段、附載文化和凝聚精神的創造性活動，它源於生活又服務於生活，於是，林林總總的製品除了在人們的日常物質生活及各種精神生活中具有明確的實用屬性外，同時又被賦予了審美價值和人文理念。越窯青瓷青瑩的釉色、豐富的造型、精美的紋飾，無不凸顯著物質與文化、實用與藝術、現實與理想的完美統一。
原始瓷從陶器脫胎而出時，最主要的標誌就是表面出現釉層，儘管最初的釉不具有審美屬性，但以草木灰配製的釉為後來三千多年的青瓷審美定下了基調。夏、商、周原始瓷的釉色呈黃綠色或青灰色，直至漢代，原始瓷仍然大多在氧化氣氛中燒成，釉色主要呈現偏黃的色調。東漢中晚期，越窯終於用還原焰創燒出成熟青瓷。三國西晉時期，以越窯為主的各青瓷窯口由於已能更嫺熟地掌握焙燒氣氛，故瓷器主要呈現出清潤的色澤，被譽為「縹瓷」。越窯所在的寧紹地區，氣候濕潤，終年林木青翠，長期生活在青山綠水間的越人，習慣於環境的青綠色調，這種自然審美意識便是越窯青瓷出現並繁榮的人文基礎。人們愛青瓷，從審美的角度看，是受著視覺器官生理特性支配的。人類的眼睛適應了環境的青綠色調，這種適應性通過基因遺傳的方式被固定下來。現代人類的眼睛仍然完全保留著這種視覺特徵。研究表明，人眼在明亮處對波長為五五五奈米的綠色光最敏感，在黑暗處則對波長為五○七奈米的青色光最敏感。而歷代青瓷的分光反射率峰值恰好波動在四五○∼六○○奈米的波長範圍內。由此可知，越窯以及受越窯影響的窯口大量燒制青瓷，實際上反映了人類對美麗大自然的依戀之情。
唐五代時期，製瓷業出現了「南青北白」的局面，然而，青瓷的使用仍然遍及南北方，並大量進入到統治者的日常生活中。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原皇室進貢一定數量的優質越窯青瓷，吳越國時期，越窯青瓷成為吳越錢氏向中原朝廷貢奉之物中的特設項目。越窯青瓷對宋代以後的青瓷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雖然宋代名窯林立，然而受傳統審美意識的支配，統治者仍「命汝州造青窯器」，這絕不是因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而是出於對青瓷的偏愛。耀州窯是受越窯影響而發展起來的青瓷窯口，五代時已燒造一定數量的宮廷用瓷，北宋時期仍承燒土貢青瓷。北宋滅亡之後，南宋統治者「襲故京遺制」繼續燒造碧玉色澤的瓷器，而且將燒造青瓷的品質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龍泉窯北宋晚期繼承越窯系統而生產與之相似的產品，到南宋中期以後燒出了具有自身特點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明人高濂將明代以前的龍泉窯青瓷釉色分為「粉青」、「深青」和「淡青」三類，而稱明代龍泉窯上品的釉色為「蔥色」，其餘的均被視作「油青色」。清代，龍泉窯青瓷既沿用明代流行的「粉青色」、「翠青色」之名，又新增了「梅子青」、「冬青色」之稱。《景德鎮陶錄》卷九引用《愛日堂抄》云：「自古陶重青品，晉曰『縹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過天青』，吳越曰『秘色』，其後宋器雖具諸色，而汝瓷在宋燒者淡青色，官窯、哥窯以粉青為上，東窯、龍泉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絕」。此條記載有力地說明了燒製優質青瓷是古代各窯的追求，亦是人們審美意識的傳統，而在整個歷史過程中，越窯青瓷對後世青瓷的影響作用不可低估。
越窯青瓷的種類繁多，從飲食用具、衛生用具、照明用具到文房用具、陳設用品、明器等，應有盡有。各種動物造型大量出現，有把整器做成動物形狀的，也有把動物形象作為局部裝飾在器物上的。動物造型在寫實的基礎上予以合理的藝術誇張，注重神情的刻畫和風韻的表現。其中，虎、羊、熊、鴿、獅、雞、兔等為常見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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