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漢之際的鏡銘中，有一類「弓（躬）己」二字銘文的同銘鏡，存世量應在廿面以內。據不完全統計，陝西、湖南等地皆有此銘鏡的出土器物，北京、鄭州等地的藏家也存此銘鏡之傳世器物，國外柏林亞洲美術館等處亦見其蹤影。本文擇例如下，詳見表一。
依據表一，我們可知「弓（躬）己」銘鏡有若干特點。其一，從西漢晚期開始，經過西漢末、新莽，直至東漢早期，有一個短暫的歷史區間，其時間跨度大致在百年上下。仔細分析，係王莽發跡後的一生及其文化自然傳承的時段。其二，表中的六件實物，直徑都在漢尺六寸至十寸之間，誤差皆不超過一•五％，符合王莽重視度量衡標準的時代特徵。其三，這些銘文的書體主要為漢隸，又可見懸針篆，同樣符合這一歷史區間的時代特徵。
二○一二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文物報》有文發表觀點，認為「弓」之草書為「乃」，故「弓己」即「乃己」。事有湊巧，時間僅隔一年，《泓盛二○一三年秋拍圖錄》圖五一三四（本文圖二）記錄了一面銘文為「躬己」且書體為懸針篆的漢鏡。其銘文「躬己」二字十分清晰，與存世多見之「弓己」不同，據此可以判定，「弓己」鏡銘中的「弓」即通「躬」，唯省其偏旁。這無疑可糾正釋「乃己」之誤。
目前，學界共識將這一「弓己」銘，釋作「躬己」，即「弓」通「躬」。我們如果從文字的角度來考察漢鏡銘文中的這一「弓」通「躬」現象，實際可謂是一個反向詮解的思路。就其實質，應該說是「躬」通「弓」。《說文解字》中並未載「躬」字，而是在解釋「躳」字時說：「身也。從身從呂。躬，躳或從弓」。清代段玉裁注曰：「從呂。從身。從呂者，身以呂為柱也」。段注又別列「躬」字，並注曰：「俗從弓身。弓身者，曲之會意也」。也就是說，原字應為「躳」，之所以從「呂」，是因為「呂」字乃「膂」的古字，「呂」是甲骨文字形，象脊骨形，本意即人的脊椎骨。「躳」從「呂」，說明身體以脊椎骨為其支柱。至於「躬」，段玉裁認為是「躳」的俗字，「從弓身」，會意為彎曲身體。「躳」是在「身」旁另加「呂」，應是合體會意字，本義即「身體」，而脊椎骨支撐身體活動，經常彎曲，故而此字又會意為脊樑骨彎曲的形態，即「弓身」，俗又作「躬」。與段玉裁齊名的清代說文大家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中釋此字亦曰：「身曲則呂見。或從弓，象形」，也與段玉裁的說法相近。因此我們認為，「躬」字本就會意「弓身」，故漢鏡銘文中「弓己」的「弓」即通「躬」，只是省略了「躬」字的偏旁「身」而已。
我們再進一步從詞語角度來審視「躬己」一詞。《漢語大詞典》解釋此詞的釋義有兩條，第一條是：「恭己。謂帝王敬肅己身，無為而治。躬，通『恭』」。舉為例子的文本，則出自《孔子家語•五帝德》：「（舜）為天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躬己而已」。這個例證很關鍵，在此書中「躬己」一詞並非只有這一處出現，而有兩處，對於研判漢鏡銘文中的「躬己」具有更大的佐證價值。
《孔子家語》（以下簡稱《家語》）一書是中國古代記述有關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生平的資料彙集性著作，其體例與《論語》相似，但篇幅卻遠超《論語》，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參考文獻。此書今傳有三國魏時期大儒王肅的注本，據其所作之序稱，書乃得自孔子廿二世孫孔猛，為其家先人之書。但自宋代以來對該書就有爭議。經研究，學者多認為「家傳古書」之說不可信，判定此書或是王肅偽作的「偽書」。後來，尤其是最近幾十年，因為新出土文獻中一些簡牘有不少內容和《家語》裡面的內容相近，情況又開始有所改變。有這樣的一種普遍認識，即書中提及的內容並非純粹偽造，而是基本上有其他記錄可尋其源始，但其內容是直至漢魏時期被不斷編纂而成的。近年，鄔可晶先生所著《孔子家語成書考》，詳盡分析論證了原書的內容源流與成書線索，可謂今日《孔子家語》研究的碩果。其結論則可以簡要概括為，今傳王肅注本乃魏晉時人（王肅之徒孔猛的嫌疑較大）雜採古書、參以己意編纂而成的一部晚出之書。並且還特別指出，今本《家語》中那些可與傳世古書內容對讀的部分，或者說《家語》襲用傳世古書較多而加以變化者，即這些被大量抄入、改編的傳世古書中有關篇章的寫定時間，可以作為《家語》成書時間的上限。
受鄔著這一論斷的啟發，並通過其所附《家語》與其他古書材料互見表中羅列出相關文本的對照關係，我們驚訝地發現《家語》中涉及「躬己」一詞的兩條材料，竟然就可援以佐證此詞。從某個角度說，此乃漢代時期儒家學者特別的「慣用語」。首先來看《漢語大詞典》所引的那一條，《家語•五帝德》中的文本是：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舜）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躬己而已。天平地成……」
此段文字的源始材料應出自《大戴禮記•五帝德》，但卻正好在「躬己」一句文本處有所不同：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舜）睿明通知，為天下工。使禹敷土……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