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在江西新淦（亦稱新干）大洋洲發現的商代遺存，其規模約相當於安陽殷墟晚商時期的中型墓，出土品總數達一千九百餘件，主要器類包括銅、陶與玉器，其中青銅器有四百八十六件，占出土文物總數百分之四十九，種類計有禮器、樂器、兵器、農器等，為江南地區商代青銅器出土數量最豐、器種最多的一次，屬吳城文化遺址之一部分，堪稱商代南方青銅器的典型代表，同時期僅安陽殷墟婦好墓與四川廣漢三星堆所出文物堪與比擬。

遺存性質等爭議

對於這批遺存的性質、年代、族屬等問題，學界至今仍意見分岐。首先在性質部分就有墓葬說或祭祀說二種看法。參加發掘的考古學者基本上都主張墓葬說，其根據理由為坑穴內除了銅、玉、陶、骨質器，並採集到廿四枚可能屬於女性青年與幼童的牙齒牙冠，因而判定這些現象應屬墓葬而非窖藏或祭祀坑。另一批學者則主張祭祀說，根據理由則包括其坑穴位於贛江邊，與古代南方居民擇高而葬的習俗不同；地表留有商代墓葬所不見的封土墳丘，地下墓穴也不見高級墓葬的墓道；青銅禮器組成與分布沒有規律，卻埋藏了高級墓葬少有的農具等，均與一般中原墓葬規律不符。

遺存的年代亦因器物群的時代跨度大而有不同說法，自約相當於中原二里岡上層至春秋早期時代均有學者提出。不過隨著研究資料出現愈豐，二里岡上層、西周中期與春秋早期三種觀點漸少為人採用，多數學者主張大部分新淦文物約屬殷墟三、四期的晚商之物，亦有部分器物斷代可早至商中期，約屬殷墟一、二期；日本學者林巳奈夫（1925∼2006）則認為，有些器物年代甚至可晚至西周中期。至於遺存之族屬，除與吳城文化有關為學界所公認，其餘包括越人、戈人、句昊、虎方等，眾說紛紜，目前似因文物出現不少與「虎」相關的紋飾，使得「虎方說」備受矚目。

虎紋與虎方國

據參與大洋洲文物開掘的已故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詹開遜統計，這批青銅器的虎紋以四種形式被廣泛使用，其一為立雕虎形，新淦大洋洲共有七件扁足鼎與三件方鼎之雙耳鑄有立雕伏虎。其二為透雕虎形，通常作為扁足鼎的足部。其三為線刻虎形，飾於炭箕的銎管之上，為陰線刻的側面虎形。其四為虎頭紋，即一般所稱的環柱角獸面紋，也是這批青銅器中最為常見的紋樣。而這四種虎紋僅第四種環柱角獸面紋與中原獸面紋的發展相關，其餘三種均為本地所獨創。同時凡鑄虎耳之扁足鼎，其扁足必為變體虎形足，腹部則大多為虎頭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