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青瓷作為朝鮮半島於高麗時代（918∼1392）最具代表性的瓷器，迄今已累積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其開始進入現代藝術史研究者視野的契機，始自日本於一九一○年與大韓帝國（1897∼1910）簽定《日韓合併條約》後，將原朝鮮半島歷史上最初的近代博物館—昌慶宮帝室博物館，改為「李王家博物館」。一九一二年發行的《李王家博物館所藏品寫真帖》中，提及該館文物的入藏過程，館方曾大量購買發掘出土的高麗瓷器、金銀器，僅一九○八年至一九一二年期間，即入藏瓷器、繪畫、佛像等共計一二二○三件文物。
另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李王家美術館要覽》中，亦曾提及購藏文物期間，適逢京城（今南韓首爾）出現大量買賣高麗古墳出土瓷器、金銀器與玉石類物品的情形。據文獻記錄可知，上述文物多盜掘自當時京畿道開城（今北韓開城）附近的高麗古墳，其餘出自全羅南道、忠清北道（均位於今南韓境內）與黃海道海州（今北韓境內）附近，並藉由市場買賣的方式，成為李王家博物館的典藏文物。由此可見，高麗青瓷於朝鮮半島的陶瓷發展過程中，在進入以白瓷、青花為主的朝鮮時代（1392∼1897）後，歷經近五百年的沈寂，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視線當中。
高麗青瓷若以裝飾技法區分，可概分為三類：第一類於器表不做任何紋樣裝飾，僅以精謹嚴整的造型與清澈優美的釉色取勝，其中又有作人物、動植物形象者，姿態活潑、栩栩如生。第二類則在第一類高麗青瓷的基礎上，以刻劃花、印花等技巧，在器表裝飾各類紋樣。最後一類更發展出面貌獨具的裝飾風格，採用類似金屬器中「錯金銀」的裝飾技法，利用陶土素胚初成之際，以刀具沿紋樣輪廓線，依需求剔除器表淺層胎土，再分別以紅白土填入，利用其高溫燒成後呈現黑白色澤的差異，連同作為基底的瓷器青釉，為裝飾紋樣帶來色彩變化，稱為「象嵌青瓷」。
前兩類高麗青瓷約莫在十二世紀之際，不僅發展成熟，亦達到生產高峰；而發展時間稍晚的象嵌青瓷，則在十三世紀大為流行，成為高麗青瓷中的後起之秀，在品質、數量上與前兩類高麗青瓷不相上下。當時的高麗青瓷不僅廣為朝鮮半島境內的王室貴族、官員富商所使用，且透過商業貿易往來途徑，輸出至中國、日本等地，頗受好評。例如：約成書於南宋初年的《袖中錦》曾載：「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磁、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可見高麗青瓷的製作水準可與當時的定窯比肩。
另成書時間稍晚的《百寶總珍集》（約1203∼1207），在〈青器〉條中亦載：「汝窯土脈偏滋媚，高麗新窯皆相類」，並附註：「汝窯土脈滋媚，與高麗器物相類，有雞爪紋者認真，無紋者尤好。此物出北地。新窯，修內司自燒者。自後偽者皆是龍泉燒造者」，可見在時人眼中，高麗青瓷的製作水準亦與汝窯、修內司官窯不相上下，甚至在各方面表現均相當類似，以致於可用以類比說明，在南宋時期於周煇《清波雜志》、周密《武林舊事》等宋人筆記中，均認為已相當於罕見的汝窯瓷器。前述情形可自相關考古資料得到印證，例如：位處浙江杭州的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邸遺址，曾出土刻有宮殿名與「貴妃」銘文的高麗青瓷殘片，另在南宋皇城遺址有高麗青瓷伴隨汝窯、南宋官窯、定窯白瓷與建窯黑釉瓷出土的情形，顯見高麗青瓷在當時已被列入南宋宮廷用瓷，相關文獻記載對高麗青瓷的評價所言不假。
但時至成書於明洪武廿一年（1388）的格古要論》，作者曹昭（約活動於元末明初）卻在該書〈古窯器論〉中，對於高麗青瓷給予「古高麗窯，器皿色粉青，與龍泉窯相類。上有白花朶兒者，不甚直錢」的評價。就此記錄來看，一方面可知當時品質良好的高麗青瓷已不多見，作者便以同時期頗負盛名的龍泉青瓷類比，方便讀者想像。另一方面，亦顯示出十四世紀末高麗青瓷的燒造技術衰退，以致於出現品質粗劣的情形。所謂「上有白花朶兒者」應為象嵌青瓷（圖六），除在外觀上與前述常用以相比的汝窯、南宋官窯、龍泉窯等追求釉色表現的審美品味不同，兼之當時生產品質低落，故不受喜愛而價格不高。此後，高麗青瓷遂逐漸退出朝鮮半島的陶瓷消費市場，轉而被朝鮮白瓷與朝鮮青花所取代。
時至十八世紀，朝鮮文人則透過相關文獻記錄重新發現高麗青瓷。例如：朝鮮文人李瀷（1681∼1763）即藉由《高麗史》中所載，高麗忠烈王時期（1275∼1308在位）曾進貢高麗青瓷予蒙元皇室的相關記錄，連同《袖中錦》所述內容，認為高麗青瓷確為「天下第一」。此外，在《星湖先生全集》卷四〈謝南聖時夏行惠祕色胡盧盞盤〉中，李瀷除稱「高麗秘色天下知，越窰取制形貌奇」，亦云「絲繫胡盧盞盤隨」。可知其不僅明瞭高麗青瓷與越窯之間的關係，亦可推測其受贈於友人的高麗青瓷，應為瓢形瓶注與盞盤一類的成套器物。
在時間稍晚的成海應（1760∼1839）《硏經齋全集》卷九〈安文成瓷尊記〉中曾載：「松嶽人耕文成之故基，得一瓷尊，其高可一尺，其色微青而黑，容可一斗，今歸于紫霞之室。盖華人所稱高麗秘色瓷也」。由此可知，此高麗青瓷尊出自高麗忠烈王時期儒學大家安珦（1243∼1306，諡號文成）舊宅遺址，且成海應知其為中國所謂「高麗秘色」，並於文中藉由器物容量，考據此高麗青瓷尊與北宋初年〈三禮圖〉（962年編成）所錄「太尊、山尊、壺尊」之異同。
另，活動年代約莫與成海應相當的朝鮮文人丁若鏞（1762∼1836），在其《與猶堂全書》第一集詩文集第六卷〈松坡酬酢〉中，收錄一首「秋晚金友喜香閣，寄水仙花一本。其盆高麗古器也」的詩作，詩中敘述自好友金正喜（1786∼1856）獲贈水仙花一株，而花盆正是高麗青瓷，水仙花的白花綠葉與高麗青瓷的玉骨清肌相得益彰。此類以高麗青瓷作為花器的情形，亦見於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十的〈瓶花〉詠物詩：「安排畵意盡名花，五百年甆秘色（指高麗青瓷）誇。香澤不敎容易改，世間風雨詎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