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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物志》視野下文人的書齋生活

文∣姜又文 圖/攝影∣國立故宮博物院、本刊資料室


書齋,在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場所有大有小,無論是花木扶疏的風雅堂閣,還是孤燈伴書的一方陋室,文人於其中進行撫琴、對棋、著書、作畫、賦詩、煮酒、品茗、靜坐、參禪等活動,成為今日對理想文士生活的共同想像。

書齋生活自古有之,於明代最為興盛且更富內涵,箇中原因與當時朝政混亂、科舉制度和經濟發展等結構性因素相關。本應以簪纓為志的士人,卻因科舉遲滯多數未能中舉任官,大量的文人遂轉投身經營深居、養性的「閒情」空間,透過茶寮、書齋、樓房、園林等形式,寄託其於世俗社會的現實意義。尤其明中期後的官場現實對文人更形艱困,未涉足廟堂便萌生退歸者所在多有,如李流芳(1575∼1629)偕錢謙益進京赴試前,就對錢氏說:「他日世事粗了,築室山中,衣食並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彷彿淵明〈南村〉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供明未晉,已思其退,李流芳於卅二歲中舉,之後兩度赴京參加殿試未果,又逢太監魏忠賢及其黨羽亂政,仕途凶吉難料,後歸鄉自建「檀園」,絕意仕途,以築室書齋為身心的最終歸所。

又如吳門才子文徵明(1470∼1559)詩、文、書、畫四絕,然卻數次未第。嘉靖二年(1523),幸得舉薦以貢生進京,授職翰林院待詔,居官三年,卻上疏乞歸。〈藂桂齋圖〉卷(圖一)寫於嘉靖十一年(1532),當時他已辭官返回蘇州,本圖雖為「子充」而寫、「藂桂齋」為其書齋,而荒索疏簡的畫面正符合畫家此時看破功名,以戲墨自遣的心情。畫中文人端坐齋內,目光投往遠方,身心彷彿已在塵外,而無所俗務。


身居高位者,亦不乏歸田之想。《明史•文苑傳三•何良俊》便載嘉靖年間擔任京官的華亭人何良俊(1506∼1573)嘆:「吾有清森閣在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彝鼎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乎?不亦思而可笑乎?」後遂告病而歸。明末祁彪佳(1602∼1645)官至右僉都御史,於會稽造私家園林「寓山園」,園中設一簡陋書齋,名曰「志歸」,並言:「當予乞歸時,便欲於定省之暇,適志園亭,而此齋實為嚆矢,乃此是志吾之歸也,亦曰歸固吾志也」。掛冠歸里實為避禍,而歸隱則必言書齋生活,可見此方空間之重要性。而能擁有一個「藏書數千卷」、「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的園林書齋,便是許多文士畢生的嚮往。

明初洪武肇建,君子尚儒重禮,「卑尊貴賤各安其位」,中央對於「非民生必需」的各方面規定森嚴,如《明史•輿服志》要求百官第宅:「不許於宅前後左右多占地,構亭館,開池塘,以資遊眺」,因此園林亭館殊少著錄。明中後期始,制度漸形鬆弛,嘉靖後更是「淳風漸散」,如何喬遠《名山藏•貨殖記》載:「隆萬以前,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窖圈四周,十室而已。今重堂窈寢,迴廊層臺,園亭池塘,金輝碧相不可名狀矣」。

江南地區自古便是文化薈萃、經濟富足的重心,太湖流域周邊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杭州、嘉興、湖州、太倉等地,文風鼎盛、經濟蓬勃,漸成為流行時尚的指標地區,造林築園、奇巧工藝尤以蘇州最佳。成化年間,蘇州城已是繁華的大都市,「亭館布列,略無隙地」,晚明時更是「朱門華屋,峻宇雕牆」,奢侈之風已不限於富賈巨族,不僅市井小民群起仿效,甚而文人士子也紛紛投入這個行列,「吳中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萬曆之後,迄於天(啟),崇(禎),民貧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

 
  全文請見《大觀》108年12月號第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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