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葉寘的《垣齋筆衡》和顧文薦的《負暄雜錄》在記述冠絕於世的內窯後，分別說「後郊壇下別立新窯」、「後郊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這個「新窯」就是今人所稱的郊壇下官窯。從實物看，郊壇下官窯青瓷的作工、美感等確實遠不及「舊窯」─內窯。問題在於「舊窯」與「新窯」的歷史並非直接相連，那麼「後」的時間間隔究竟是多久？根據研究顯示，內窯優秀的黑胎乳濁釉青瓷製作工藝，像蜿蜒的小溪，是在流經了續窯、烏泥窯之後才注入了郊壇下官窯。這既證實了南宋官窯製瓷工藝的連貫性，也突顯了天高皇帝遠的烏泥窯在保存御用黑胎乳濁釉青瓷燒製工藝上，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南宋開禧二年（1206）前不久，朝廷親自設窯燒瓷─南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說：「今處之龍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二處」，這段話在書的第十卷，這一卷寫於開禧元年（1205）。此處的「臨安」指代朝廷，「自燒之」的窯，即為朝廷設立的官窯，它屬於狹義的南宋官窯。南宋人葉寘的《垣齋筆衡》記載南宋官窯時曰：「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而同時代人顧文薦的《負暄雜錄》則曰：「後郊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所謂「郊下」的「下」，表示屬於一定的範圍、處所等，「郊下」相當於郊區，也可理解為都城郊外。古籍有「祀天於郊，故亦謂之郊」之語，前一個「郊」指的是郊祀場所，就是行祀天之禮（「郊禮」）所在的地方，即郊壇，《垣齋筆衡》中的「郊壇下」，則將設窯位置說得更加具體。郊壇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又稱圜丘、圜壇，南宋郊壇建於朝廷開始「修禮樂以文太平」的紹興十三年（1143），經考證，現杭州八卦田所在之處即南宋郊壇遺址，位於南宋都城外的西南角。考古發掘證明，「郊壇下」的這處窯場位於杭州烏龜山西麓，八卦田─南宋郊壇遺址的東邊，與文獻記載完全吻合。儘管朝廷設在郊壇下的這處「新窯」，也稱作「官窯」，但咸淳《臨安志》卻將它稱為「青器窯」，南宋人吳自牧的《夢粱錄》亦稱其為「青器窯」，這更能反映當時社會上的普遍稱法。今人則謂之「郊壇下官窯」，既明確了窯址的位置，也便於與南宋其他的官窯清晰地加以區別。
郊壇下官窯的發現及確認，始於一九二○年代，當時烏龜山麓一帶出土有官窯瓷片，引起了國內外人們的注意。一九三○年〜一九三二年，中央研究院的周仁等人先後三次到杭州實地調查並試掘，認為這是南宋官窯窯址所在。時任日本駐杭州領事的米內山庸夫亦採集了不少瓷片和窯具標本，並撰有《陶片目錄》、《陶片採集記錄》和《陶片調查記錄》等，詳細記錄了標本採集的時間、地點和標本採集時的狀況等。一九三七年，朱鴻達踏勘了該窯址，發現「窯具、瓷片與整器在土中相間雜陳」，認定此處即為南宋官窯窯址，並將自己的調查情況及採集的標本編寫成《修內司官窯圖解》。一九五○年代，米內山庸夫又親自到窯址考察，並對採集到的瓷片和窯具進行整理，撰寫了《南宋官窯的研究》一文，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四年在《日本美術工藝》上分廿九篇連載。但是由於未對窯址進行科學而完整的發掘，人們對窯址範圍、窯爐結構、生產布局、工藝技術、產品種類等問題仍不甚清楚。
一九五六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對郊壇下官窯進行了首次小規模的發掘，清理出一條廿三•五公尺長的龍窯，出土了許多瓷片和窯具，發現了精粗兩類產品。一九八五年十月至一九八六年一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杭州市園林文物局聯合組成的考古隊對郊壇下官窯進行了全面發掘，在近一四○○平方公尺的區域內，清理出窯爐一座，它位於烏龜山西麓的緩坡上，在原先發掘的那條龍窯南面，二者相距六○餘公尺，斜長四○•八公尺，建窯用材主要是磚塊，有素面長方形和楔形二種，質地較堅硬，製作規整厚實。此外，清理房基三座、練泥池一個、轆轤坑兩個、釉料缸兩個、堆料坑一個、素燒爐一座，以及素燒坯堆、排水溝、道路等遺跡，出土瓷片三萬餘件、窯具數千件，為南宋朝廷親自設立、掌燒的郊壇下官窯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資料。
根據郊壇下官窯出土的瓷片及復原情況來看，其燒製的器物主要有碗、盤、碟、盞、洗、盒、杯、缽、盆、花盆、唾具、香爐、尊、觚、壇、燈盞、瓶、壺、罐、器蓋、器座、彈丸等，每種器物又有多種樣式，如：香爐有鼎式、鬲式、簋式、樽式等，有的飾鼓釘紋，有的做成方形；瓶有長頸瓶、八稜扁腹瓶、琮式瓶、花口瓶等。從器形來看，郊壇下官窯的器物與汝窯、餘姚官窯、內窯、續窯、烏泥窯的器物有許多相似或相同之處，體現了統治者使用習慣及審美的延續性，其中典型的主要有六曲花口折腹盤、長頸瓶、琮式瓶、觚、薰爐、樽式香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