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於二○二一年九月至二○二二年九月合作的「羅馬—城市與帝國」特展中展出過一枚銀幣。銀幣鑄造於公元前四十四年，一面為尤利烏斯•凱撒的側身像，另一面為符號化的組合圖案，包括象徵力量的束棒、象徵羅馬合法統治的球體和象徵信任的緊握雙手，兩面圖像組合旨在突出表現凱撒獲授「終身獨裁」這一政治事件。一年後鑄造的另一枚銀幣，組合式的圖像已變成自由帽和慶祝刺殺凱撒成功的兩柄匕首。顯示鑄幣者通過肖像和符號化的物像，賦予這兩枚銀幣濃厚的政治宣傳氣息和紀念碑式的事件記錄屬性。肖像式且帶有紀念性質的宣傳手段不僅見於錢幣之上，僅在該次羅馬特展中，如大理石雕像、馬賽克鑲嵌畫甚至戒指之上，可見到統治者的真容，這樣的宣傳也廣泛存在於近東與中亞（圖一）。
如學者邢義田所指出，與羅馬統治者相比，漢代的皇帝從來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甚至會刻意隱去面目，保持神秘性。儘管漢代人明白西域錢幣頭像所蘊含的王權意義，如《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安息）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但漢朝皇帝顯然對王權統治的宣傳形式有著自己的理解。在著名的馬踏匈奴石刻（圖二）中，只見馬與匈奴形象，最重要的騎馬者卻刻意隱去，這與伊朗貝希斯敦崖壁上的大流士一世腳踩俘虜圖像（圖三）有著鮮明的對比。
漢代錢幣與羅馬銀幣相比更顯樸實無華，外圓內方的造型和統一的錢文布局，將實用意義彰顯無遺。那麼作為時代相近的統一帝國，漢代是如何不依靠肖像化的政治宣傳，達成了王朝的穩定和漢代文化的賡續？這正是蘇州博物館舉辦「天下惟寧—漢代文明的四張面孔」特展的核心議題，而答案或許還是要回到一枚五銖銅錢中去尋找。藉此，展覽的另一個目的也得以實現—即通過展示一件文物，來講述一個故事、還原一個細節、探討一個問題。
五銖是漢朝留給後世王朝的重要遺產之一，始鑄於西漢元狩五年（前118），至隋朝仍在鑄行，形制基本相同。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造開元通寶，五銖方遭廢止。五銖在基本製作要素上又承襲秦代半兩特徵，包括圓形方孔、錢文篆書、「重如其文」等。
秦滅六國後，為尋求地域內經濟交流往來的便利，在貨幣體系上提出統一政令，一是珠、玉、龜、貝、銀、錫不再作為貨幣享有穩定的價值尺度，法定貨幣只有黃金、半兩錢和布；二是廢除六國錢幣，由政府統一鑄造和發行半兩錢，半兩錢形制統一、重如其文。這種統一觀念，早在秦尚未成帝國前就已出現。半兩錢在戰國晚期的秦開始行用，《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錢」。這在田野考古中也得到印證，四川青川縣郝家坪戰國M50出土有七枚半兩銅錢（圖四），發掘者根據同出的秦武王二年（前309）「更修為田律」木牘，推斷墓葬年代應在戰國晚期。
貨幣標準只是秦為建立集權統治而頒布的多項制度中之一項，而傳播最廣泛的還是度量衡制。秦代使用的度量衡沿用自商鞅變法開始就確立的標準，商鞅方升、高奴禾石銅權上加刻的廿六年詔書等內容都體現出這種延續性。至秦朝建立，一批帶有相同字體和內容的度量器具散播到帝國內的各處。甘肅省博物館收藏的銅詔鐵權（圖五）發現於甘肅天水地區，是出土秦權中重量較大的一件，重卅一•六四三公斤，又稱一石權。依照秦代重量進制，一石為一二○斤，以此權為準，秦代一斤約合二六四公克。秦代石權還包括：陝西西安高奴禾石銅權，重卅•七五公斤，每斤約合二五六公克；江蘇盱眙石權重卅•四三公斤，每斤約合二五四公克；山西左雲石鐵權，重卅一•五公斤，每斤約合二六三公克。鐵石權的重量要明顯超出其他材質的石權，丘光明認為，這是因為官府在徵收糧草時，故意使用重量較大的石權，大進小出，以多收民財。留存的西漢權平均每斤重量約在二四八公克，和秦權相差不大，這是在制度上的重要繼承。
西漢同樣繼承了秦代的尺度與量度。目前可見秦尺極少，而先秦發現的一尺約合今天廿三•二公分，漢代各時期一尺保持在廿三至廿四公分。秦代一升約合今天二百毫升，漢代帶有銘文的容器，一升均值也在二百毫升左右。
秦朝留給漢朝的遺產不只有制度架構，秦代的物質文化也滲透到漢代社會的多個方面。蒜頭壺、繭形壺初見於三秦地區，鍪和扁壺等器物的造型由秦人分別從西南和北方吸納而來，之後這些器物又隨著秦的統一傳播到東方六國。所謂的文化傳承有兩種，一種體現在制度層面的繼承與發展，是普遍認可的秦文化對漢代的影響，同時，不可忽視的是民間群體主導的文化傳承。秦朝雖亡，但秦人仍在。一方面，他們保持著秦地的固有傳統，包括秦文化核心區墓葬中固定的隨葬組合；另一方面，秦文化本身與東方諸國、西南、百越等地的文化交流互動，最終融匯成性遠習近的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