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研究的目的,不僅是證史、補史以及揭示文物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還在於弄清事物的來龍去脈,進而解開各種謎團。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青瓷風韻》中,我將青瓷稱作「母親瓷」,而東漢越窯青瓷無疑是後世形形色色、絢麗多彩的瓷器之鼻祖。北宋晚期,越地傳統製瓷業凋零,這是否意味著曾影響過各窯口的越窯燒造技術的消亡?這是一個長期困擾學術界的問題。在我一九八七年發表於《文博》雜誌的〈論越窯衰落與龍泉窯興起〉一文中,闡述了越窯與龍泉窯的直接傳承關係,也就是說,越窯的傳統工藝在龍泉窯中得到了完整的延續。如果把古代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青瓷史比作一部交響曲,那麼,最後也是最輝煌的樂章,便是在山清水秀的龍泉奏響的。
窯業的興起及其淵源
撇開窯業更迭的時代大背景,片面地探索龍泉窯起源的人,總是將目光投向龍泉境內及鄰近地區,在這些地區所發現北宋以前的青瓷器和青瓷窯址,便成了龍泉窯起源的證據。但問題至少有三個:第一,松陽三國、西晉墓出土的青瓷瓿、罐、堆塑罐、羽觴、井、罌、碗、缽、水丞等,品質不高,其中,堆塑罐的造型與里安出土的甌窯三國青瓷堆塑罐近似,碗、罌等與越窯的同類產品相像,這類瓷器在松陽一帶出土的數量很少,當為技術差、規模小、就地銷售產品的土窯所燒,同時,也不排除從外地流入的可能性。第二,麗水、慶元、松陽等地發現的唐代青瓷窯址,器物品質粗劣,亦屬土窯。這類窯址呈零星分布狀態,在當地既缺乏以前的傳承性,又沒有以後的延續性,因而絕不是優秀窯業技術的發祥地。第三,倘若將龍泉窯的起源與龍泉週邊的這類土窯掛勾,反而是貶損了龍泉窯的地位,並且偏離了唯物主義的軌道,因為窯業的興起、延展猶如生物的遺傳一樣,連續性是其關鍵所在,而龍泉窯由麗水、慶元、松陽等地的唐代土窯發展而來的觀點,得不到客觀事實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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