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繪畫與篆刻的精神內涵和創作法則有著天然的聯繫。明代中期開始，處於富庶生活狀態中的一些江南文人士大夫，在遣興書畫之外手持三寸鐵筆篆刻石章自娛，成為一項新潮的文化活動。李流芳中年時在《寶印齋印式序》中曾如此回憶自已的刻印情景：「余少年遊戲此道，偕吾友文（歸昌世）休競相摹仿，往往相對，酒闌茶罷，刀筆之聲紮紮不巳，或得意叫嘯，互相標榜前無古人。」此種風氣迅速開展，有其深刻的文化與社會背景。文人書畫諸要素獨立完成，無疑為作者帶來完整的藝術實現快感；一部分文士追求雅逸生活新情趣、展示另類才能的衝動由此獲得滿足；同時，在晚明社會思想禁錮的現實中失去政治熱情的士大夫，也在其中找到了精神逃逸的新天地。

松江、蘇州兩府在地域、經濟、文化形態上的親緣關係十分緊密，人文薈萃，形成很強的地域文化特徵。晩明諸多文人書畫家麕集於這一經濟繁榮之地，並與徽州、金陵、杭州互為響應，早期文人篆刻家群體首先在這一區域發展起來，名家競起，各植藩籬。文彭的吳門派、具徽州背景的何震派和稍後自立門戶的汪關婁東派，在常熟、昆山、太倉、嘉定、松江、青浦一帶流播最早。陳繼儒、趙宧光、程嘉燧、朱簡、歸昌世、汪關、李流芳、王志堅、張灝等本地名士和寄籍於此的藝人，以詩書畫印相互酬唱，印學一道成為當地文士讀經治史外的雅尚。其中徽籍印家朱簡從陳繼儒遊，獨創印風一派，並撰《印經》、《印品》，推開學術理論門徑；汪關、汪泓父子鬻藝於此，廣結印緣；雲間書畫家張允孝、朱蔚、夏允彝、張琛及僑居於松江的璩之璞、璩幼安父子繼起呼應，亦頗著能聲。

清代雲間印家名手輩出，印風譜系逐漸拓展，終於形成江南文人篆刻的重要一脈。早期張泌、俞寰、葛潛傳承吳門派的遺緒，風格工穩謹嚴。稍後，閩籍印家陳煉、徽州印家吳晉寓居華亭，所作稍變時風，各具風采。本邑印學家張維霑、盛宣梧先後為陳煉輯成《秋水園印譜》和《超然樓印賞》，吳晉則自輯《知業草堂印存》，一時聲名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