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厲行海禁，洪武三年（1370）始，禁絕私人出洋貿易；其後又撤銷泉州、明州、廣州三市舶司，「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自洪武至隆慶年間，宋元以來民間熱絡的海事活動迅速衰退，貿易為官方的朝貢制度所壟斷，曾為商賈賺進巨額利潤的外銷瓷，只能遁入走私途徑，然大量海外訂單的需求，卻讓亞洲青花瓷市場一時面臨貨源短缺的窘境。

從「大觀」到「尚青」，明顯可見臺北故宮對於文物的詮釋方式，已從單一文化脈絡，轉變為多元文化並存，並將關注焦點自中國文化脈絡跳脫，擴及文化上維持交流關係的鄰近地區。中國歷代常藉由政治、商業往來，向周邊地區輸出文物，並對其藝術作品產生不同程度影響。本文將透過文獻紀錄，結合考古出土文物與傳世品，探討高麗青瓷所受到的中國瓷器影響，以及發展出自身特色後，向中國傳播的情形。

青花新勢力
大明王朝的自我設限，意外刺激了東南亞陶瓷的發展，成為鄰近國家發這筆「空窗財」的契機。位處東南亞的越南，最晚約在十四世紀末就擁有燒造青花瓷的技術，這支伺機而起的青花新勢力，快速地加入亞洲貿易瓷的行列；東北亞的朝鮮王朝雖也在十五世紀開始燒造青花瓷，但主要供應國內使用，並未外銷。大明海禁期間，越南順利「卡位」成功，一舉擴張海外營運版圖，大批「越南產」的青花瓷陸續銷往日本、東南亞、西亞等地，甚至遠至埃及的福斯塔特地區（圖一），並在十五至十六世紀迎來了貿易的黃金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