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間嘉定士人金元玨在其所著《竹人錄》中，對嘉定竹刻藝術自三朱創法以來直至周顥諸家的風格及藝術地位，有如下一段評論：「予嘗以詩派論之（竹刻）：漢魏權輿，則三朱秦（一爵）沈（兼）；魯珍具建安風骨，宗玉似齊梁綺糜；周墨山王幼芳之沖淡，則孟襄陽微雲河漢也；封義侯施煥文之奇古，則韓昌黎湯盤孔鼎也。其餘諸子，若盛唐作手，各號專家。近時刻畫精工，類宋元纖巧一派。惟我芝（芷）岩，其少陵乎。」

這段文字，是典型的中國點悟式文藝評論，充滿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審美意味，代表著當時文化階層對嘉定竹刻藝術的看法，其中亦傳達出當時對嘉定派藝術法脈的認識，對我們今天在瞭解和領悟嘉定竹刻美學內蘊的基礎上考察其歷史進程給予很好的提示。其中王幼芳氏，嘉慶十二年金元玨編集《竹人錄》時已是「生平事實無考」，僅錄有「畫宗曹雲西、陸天遊一派」寥寥數字。

傳世幼芳款竹刻目前所知僅有三件，一為〈張騫乘槎圖臂擱〉，現藏臺北故宮；一為〈淺浮雕折枝風竹圖筆筒〉，藏上海博物館；一為〈折枝風竹圖臂擱〉，藏寧波天一閣博物館，三器俱作「薄地陽文」風格淺浮雕，構圖簡潔，或能與評論中「淡」字相符，但真偽如何尚須研究。由於文獻與可靠的作品太少，影響又不及於後世，且有觀點認為係出朱幼芳之手，故難以立論。其餘諸家，或記述較詳，或作品較多，或影響深遠，以之為節點，足以提綱挈領地把握嘉定竹刻藝風演化流變之大端。

就時序而言，嘉定竹刻可細分為以明代三朱為代表的創法期；明末清初秦一爵、沈大生、沈兼、周乃始為代表的傳法期；清康雍朝吳之璠、封氏昆仲為代表的弘法期；雍乾朝顧玨、施天章、周顥、鄧孚嘉、王玘為代表的變法期；乾嘉朝以蔡時敏、鄧渭、張宏裕、王梅鄰、馬國珍、莊綬綸以及封氏子侄為代表的守法期；道光朝以後直至民國初年以時大經、張學海、程庭鷺、潘行庸為代表的末法期六個階段，前後傳承演變的跡象非常明顯，以此構成了不僅中國竹刻史上，同時也是雅玩雕刻史上最大的流派—嘉定派的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