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代各個皇朝相較,乾隆朝(1735∼1795)的瓷器生產數量最多,品種也最為多樣,無論青花、釉裡紅、單色釉、仿古瓷、鬥彩,在前朝的基礎下都仍有不錯的成品燒製,但較未見突破。主要的燒成精品仍在於釉上彩瓷的粉彩、琺瑯彩,與器形的創新方面。
琺瑯彩
琺瑯彩自康熙朝製作起始,至乾隆朝臻至高峰。乾隆時期無論在數量、造形與裝飾的多樣性上,琺瑯彩瓷(瓷胎畫琺瑯)都遠勝前朝。器形方面開發出蒜頭瓶、雙連瓶、葫蘆瓶、雙耳瓶、紙槌瓶等多種造形。而琺瑯作中的畫家如專工花鳥魚蟲之余省(1692∼1767)、專工人物風景的張廷彥(1735∼1794)、人物花卉的金廷標等,也成為皇帝指定繪事的主要人選。臺大教授施靜菲的著作《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中歸納出乾隆朝琺瑯彩紋的三種風格:
圖案式:通常在色地上作紋飾設計,為承襲自康熙、雍正時期之同類設計而來,然紋飾主從分野漸趨模糊。主體紋樣的重要性縮小,配飾紋樣則愈趨繁複,顯得熱鬧非凡。同時此類琺瑯彩的圖案設計也與銅胎畫琺瑯的花紋布局近似,部分甚至還會以鏤空技法作出更繁複的視覺效果。
繪畫式:主要為仿效雍正時期融詩書畫為一體的風格,將器表視為畫布,多以白底彩繪,但題材更為多樣化,不僅有山水、嬰戲、花鳥草蟲,也有仙山樓閣等。山水畫面之畫師多宗董誥(1740∼1818)、張宗蒼(1686∼1756 );嬰戲圖宗內廷畫家金廷標;花鳥畫則以蔣廷錫(1669∼1732)、鄒一桂(1686∼1772)為師,同時搭配古人詩文與印章,構圖相較於雍正時期而言更為熱鬧華麗,留白處明顯減少。這類風格以琺瑯料與粉彩料合繪紋飾,使畫面層次更為鮮明。
施靜菲也對乾隆與雍正時期的繪畫式琺瑯彩風格進行比較。她提到,乾隆時期琺瑯彩雖追隨雍正時期的文人品味,但畫面構成更為繁滿,也採用更多鮮豔的色彩與繁瑣的細節,山水畫面的建築與人物都占有重要位置,花鳥畫則常帶有吉祥寓意,詩文與印章所占比例則逐漸縮小。但較之雍正時期對於國泰民安、福壽綿延等寓意採取迂迴隱喻的方式,乾隆時期的寓意構圖則更為彰顯。同時雍正時期的構圖也較為舒朗,山水偶見人物,花卉留有較多空白,所引古人詩句也多為闡釋閒適心情的內容。山水構圖則建立了大半面布置景物,小半面搭配題詩、景物與閒章的形式,詩句與印章約占全部畫面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並且通常在詩句起首布置一個章,結尾二個章。
開光式:這類作品應屬乾隆朝最為盛行的琺瑯彩瓷形式,為仿銅胎琺瑯器在色地或錦地上開光作法,開光內主要摹寫西洋人物景色,甚至出現聖經故事題材。其用筆多半光滑如油畫,幾乎未見筆觸,色彩揮灑豐富絢麗,並運用西洋焦點透視法構建畫面,使人物與西洋建築背景等具有立體效果,整幅畫作自題材至技法,均呈現乾隆時期琺瑯彩瓷受西洋畫風影響的典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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