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代各個皇朝相較，乾隆朝（1735∼1795）的瓷器生產數量最多，品種也最為多樣，無論青花、釉裡紅、單色釉、仿古瓷、鬥彩，在前朝的基礎下都仍有不錯的成品燒製，但較未見突破。主要的燒成精品仍在於釉上彩瓷的粉彩、琺瑯彩，與器形的創新方面。

琺瑯彩
琺瑯彩自康熙朝製作起始，至乾隆朝臻至高峰。乾隆時期無論在數量、造形與裝飾的多樣性上，琺瑯彩瓷（瓷胎畫琺瑯）都遠勝前朝。器形方面開發出蒜頭瓶、雙連瓶、葫蘆瓶、雙耳瓶、紙槌瓶等多種造形。而琺瑯作中的畫家如專工花鳥魚蟲之余省（1692∼1767）、專工人物風景的張廷彥（1735∼1794）、人物花卉的金廷標等，也成為皇帝指定繪事的主要人選。臺大教授施靜菲的著作《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中歸納出乾隆朝琺瑯彩紋的三種風格：
圖案式：通常在色地上作紋飾設計，為承襲自康熙、雍正時期之同類設計而來，然紋飾主從分野漸趨模糊。主體紋樣的重要性縮小，配飾紋樣則愈趨繁複，顯得熱鬧非凡。同時此類琺瑯彩的圖案設計也與銅胎畫琺瑯的花紋布局近似，部分甚至還會以鏤空技法作出更繁複的視覺效果。

繪畫式：主要為仿效雍正時期融詩書畫為一體的風格，將器表視為畫布，多以白底彩繪，但題材更為多樣化，不僅有山水、嬰戲、花鳥草蟲，也有仙山樓閣等。山水畫面之畫師多宗董誥（1740∼1818）、張宗蒼（1686∼1756 ）；嬰戲圖宗內廷畫家金廷標；花鳥畫則以蔣廷錫（1669∼1732）、鄒一桂（1686∼1772）為師，同時搭配古人詩文與印章，構圖相較於雍正時期而言更為熱鬧華麗，留白處明顯減少。這類風格以琺瑯料與粉彩料合繪紋飾，使畫面層次更為鮮明。

施靜菲也對乾隆與雍正時期的繪畫式琺瑯彩風格進行比較。她提到，乾隆時期琺瑯彩雖追隨雍正時期的文人品味，但畫面構成更為繁滿，也採用更多鮮豔的色彩與繁瑣的細節，山水畫面的建築與人物都占有重要位置，花鳥畫則常帶有吉祥寓意，詩文與印章所占比例則逐漸縮小。但較之雍正時期對於國泰民安、福壽綿延等寓意採取迂迴隱喻的方式，乾隆時期的寓意構圖則更為彰顯。同時雍正時期的構圖也較為舒朗，山水偶見人物，花卉留有較多空白，所引古人詩句也多為闡釋閒適心情的內容。山水構圖則建立了大半面布置景物，小半面搭配題詩、景物與閒章的形式，詩句與印章約占全部畫面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並且通常在詩句起首布置一個章，結尾二個章。

開光式：這類作品應屬乾隆朝最為盛行的琺瑯彩瓷形式，為仿銅胎琺瑯器在色地或錦地上開光作法，開光內主要摹寫西洋人物景色，甚至出現聖經故事題材。其用筆多半光滑如油畫，幾乎未見筆觸，色彩揮灑豐富絢麗，並運用西洋焦點透視法構建畫面，使人物與西洋建築背景等具有立體效果，整幅畫作自題材至技法，均呈現乾隆時期琺瑯彩瓷受西洋畫風影響的典型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