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恩格斯說過：「思維，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話，只能把這樣一種意識的要素綜合為一個統一體，在這種意識的要素或它們的現實原型中，這個統一體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綜合在哺乳動物的統一體中，那它絕不會因此就長出乳腺來。」這就是說，客觀事物是不因人的意志而改變，人腦正確反映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便可得出真理；若偏離事物真相，違背客觀規律，那麼所得出的只能是謬論。在錯綜複雜的南宋官窯問題研究上，只有充分尊重客觀事實，運用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摒棄主觀推測和憑空想像，才能驅散遮蔽南宋官窯的迷霧，揭示出南宋官窯的原貌和發展脈絡。

餘姚官窯
廿世紀一九八〇年代初，人們在慈溪低嶺頭（宋屬餘姚）發現了一處南宋青瓷窯址，所燒產品分為二類：一類為施透明釉的青瓷，大多飾刻劃花，這類青瓷的數量較多，做工略顯粗糙；另一類為施乳濁釉的青瓷，以素面為主，常見的釉色是泛白的嫩綠色和淡天青色，這類青瓷產量較少，製作相對精緻一些。因為這是越窯衰落後不久在越窯故地設立的青瓷窯場，發現此窯時又受相關出土資料及古籍記載的局限，所以人們在認識該窯的屬性時陷入迷惘，把它歸入越窯的範疇而稱之為「越窯的低嶺頭類型」。一九九四年，有人披露了《中興禮書》關於南宋朝廷命令越州、紹興府餘姚縣燒造陶瓷祭器的記載後，我便認為這類窯場屬於南宋官窯的範疇，其正確的名稱應為餘姚官窯。

一九九八年和一九九九年，人們對低嶺頭西邊的寺龍口唐宋青瓷窯址進行了二次發掘，南宋堆積層出土的青瓷殘片，製作工藝和外觀特徵與低嶺頭窯址遺存的基本一致。除了低嶺頭、寺龍口的南宋青瓷窯址，開刀山等地也分佈著類似的窯址。從產品的狀況判斷，這些窯場的設立時間應有早晚之分，而根據成書於開禧二年（1206）的《雲麓漫鈔》中之記載表明，餘姚官窯的窯火直到南宋中期尚在燃燒。對南宋朝廷而言，餘姚官窯燒製御用青瓷的主要時間在紹興元年∼紹興十三年（1131∼1143）之間。《中興禮書》記載，紹興元年四月三日，「祀天並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數下越州製造。」紹興四年（1134）四月，「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揮下紹興府餘姚縣燒造。」同時，朝廷還命令紹興府餘姚縣「燒造瓦太尊二十四隻」。古代「陶」通「窯」，故「陶器」等於「窯器」，是窯爐燒成之物的統稱，包括瓷器和陶器二類製品；不過，「陶器」在宋代通常指瓷器，「瓦器」才是陶器的專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