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研究的目的，不僅是證史、補史以及揭示文物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還在於弄清事物的來龍去脈，進而解開各種謎團。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青瓷風韻》中，我將青瓷稱作「母親瓷」，而東漢越窯青瓷無疑是後世形形色色、絢麗多彩的瓷器之鼻祖。北宋晚期，越地傳統製瓷業凋零，這是否意味著曾影響過各窯口的越窯燒造技術的消亡？這是一個長期困擾學術界的問題。在我一九八七年發表於《文博》雜誌的〈論越窯衰落與龍泉窯興起〉一文中，闡述了越窯與龍泉窯的直接傳承關係，也就是說，越窯的傳統工藝在龍泉窯中得到了完整的延續。如果把古代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青瓷史比作一部交響曲，那麼，最後也是最輝煌的樂章，便是在山清水秀的龍泉奏響的。

窯業的興起及其淵源
撇開窯業更迭的時代大背景，片面地探索龍泉窯起源的人，總是將目光投向龍泉境內及鄰近地區，在這些地區所發現北宋以前的青瓷器和青瓷窯址，便成了龍泉窯起源的證據。但問題至少有三個：第一，松陽三國、西晉墓出土的青瓷瓿、罐、堆塑罐、羽觴、井、罌、碗、缽、水丞等，品質不高，其中，堆塑罐的造型與里安出土的甌窯三國青瓷堆塑罐近似，碗、罌等與越窯的同類產品相像，這類瓷器在松陽一帶出土的數量很少，當為技術差、規模小、就地銷售產品的土窯所燒，同時，也不排除從外地流入的可能性。第二，麗水、慶元、松陽等地發現的唐代青瓷窯址，器物品質粗劣，亦屬土窯。這類窯址呈零星分布狀態，在當地既缺乏以前的傳承性，又沒有以後的延續性，因而絕不是優秀窯業技術的發祥地。第三，倘若將龍泉窯的起源與龍泉週邊的這類土窯掛勾，反而是貶損了龍泉窯的地位，並且偏離了唯物主義的軌道，因為窯業的興起、延展猶如生物的遺傳一樣，連續性是其關鍵所在，而龍泉窯由麗水、慶元、松陽等地的唐代土窯發展而來的觀點，得不到客觀事實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