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的印家多為博雅飽學之士，尤其晚近以來，集金石學家、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收藏家與篆刻家諸多頭銜於一身者，不勝枚舉，如吳昌碩、黃士陵、趙時棡、王福庵、丁輔之、羅振玉、羅福頤諸人皆是。其中，沙孟海亦是佼佼者。這些印家以學問為根基，將古代器物的名稱與銘文、收藏的經歷與感受、金石考據的最新研究成果等諸多資訊，融入印章鐫刻中，提升了印章的古雅之美與文化內涵，使篆刻大大掙脫與生俱來實用性的束縛，成為印章鐫刻和擁有者內在精神世界的寄託物。人與古器物、古器物與姓名齋號、姓名齋號與印章、印章與人，彼此形成一個複雜的關係圈，以至某一環節的輕微變動，皆會增添意外的變數。然而，藝術世界中，謬誤與偏差所造就的，卻往往是動人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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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世界中的嗜古癖
借用前人筆下常使用的一個詞彙，可以說印章世界中一直存在著一種「嗜古癖」的風氣。印章上面的文字，不僅可以記載人們對出土器物的癖嗜，而且印章本身──那些在偶然因緣下得來的古印，甚至可以讓人改變名字。明代的汪關原名東陽，字杲叔，名、字之義皆從太陽的光芒而來。後來，他在蘇州偶得一枚漢代「汪關」銅印，遂更名汪關，復問字於李流芳，李氏據傳說中留下老子《道德經》五千言的關尹子這一姓名之義，為其改字尹子，並以「寶印齋」顏其居。清代西泠前四家之一的蔣仁，本名泰，字階平，後因在揚州平山堂獲得古印「蔣仁之印」，於是更名蔣仁，棄其原字不用，而以山堂為字，以吉羅居士、女床山民等為號。又因《維摩詰經》「云何仁者為法來耶」、《維摩義記》「世尊授等舉其所得，授仁記者行因克果」諸語，遂刻「云何仁者」與「世尊授仁者記」二印，既與其名關合，又寓其佛學思想，成為備受後人好評的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