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於二○○六年舉辦的「大觀──北宋汝窯特展」，除在歷年研究成果上，以多元視野重塑汝窯面貌，更首次嘗試於中國文化脈絡之外，探討汝窯青瓷對朝鮮半島高麗青瓷的影響。二○一五年，以亞洲藝術文化為主軸的故宮南部院區正式開幕，做為開幕展覽之一的「尚青──高麗青瓷特展」，則是以高麗青瓷的發展為主軸，探討高麗青瓷在接受來自中國瓷器的影響後，於各發展階段所呈現的不同面貌。

從「大觀」到「尚青」，明顯可見臺北故宮對於文物的詮釋方式，已從單一文化脈絡，轉變為多元文化並存，並將關注焦點自中國文化脈絡跳脫，擴及文化上維持交流關係的鄰近地區。中國歷代常藉由政治、商業往來，向周邊地區輸出文物，並對其藝術作品產生不同程度影響。本文將透過文獻紀錄，結合考古出土文物與傳世品，探討高麗青瓷所受到的中國瓷器影響，以及發展出自身特色後，向中國傳播的情形。

文獻所見高麗青瓷與中國瓷器的關係
目前所見中國文獻中，較早提及高麗青瓷者，為成書於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以下簡稱《高麗圖經》），作者徐兢（1091〜1153）曾於宣和五年（1123）出使高麗王朝（918〜1392），並在首都開京（今北韓開城）停留月餘之久，返國後將其見聞分廿八門，共三百餘條記事匯集成書，以供御覽。書中多處提及高麗青瓷，成為十二世紀前半高麗青瓷的重要資料。此外，該書亦見高麗青瓷與中國瓷器之間相互關係的紀錄：「復能作?，楪，桮，甌，花甁，湯琖，皆竊放定器制度，故略而不圖。」（《高麗圖經・器皿三・陶尊》）；「諸器，惟此物，最精絶。其餘，則越州古祕色，汝州新窯器，大槩相類。」（《高麗圖經・器皿三・陶爐》）由上述紀錄可知，徐兢出使高麗時所見之高麗青瓷，在盤、碟、杯、甌、瓶、盞等各類器種，皆屬模仿中國定窯瓷器之作。此外，亦有高麗青瓷與中國越窯瓷器，以及當時中國汝州地區所燒造的新器種相似。由此可見，十二世紀前半的高麗青瓷與中國定窯、越窯、汝窯瓷器頗有關連，以致徐兢留下如此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