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美國華盛頓國會山附近的佛利爾美術館，是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其數量多、品質優的東方藝術品收藏聞名。該館以查爾斯•朗•佛利爾（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的姓氏命名。佛利爾是一位以鐵路汽車製造業發家的資本家。他的收藏事業始於歐洲版畫，在一八九○年前後結識了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並受其影響後，興趣開始轉向東方。惠斯勒的作品中，大量使用日本元素，且具有濃重的東方趣味。佛利爾一方面收藏了惠斯勒一千餘件作品及十九世紀晚期美國藝術家的大量作品，一方面開始著手建立起亞洲藝術品收藏。一八九五年後，佛利爾多次赴日旅行，期間結識了許多日本收藏家和古董商，如大量收購中國藝術品的山中商會（Yamanaka &Company）。在大多數歐美藏家對中國藝術品的興趣點仍舊集中在青銅器、瓷器之際，佛利爾已顯示出他對繪畫的關注。一九○二年，他從曾任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日本部（「亞洲部」前身）主任的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Fenollosa，1853∼1908）手上，買到了日本大德寺所藏的《五百羅漢圖》系列作品之一的〈羅漢洗濯圖〉，數年後又買到了另一件〈天臺石橋圖〉。這兩件正是《五百羅漢圖》系列作品在波士頓展出後「遺失」的兩件。佛利爾對中國繪畫的興趣迅速增長，他不只一次地來到中國，試圖收購唐、宋、元等早期繪畫，以充實自己的收藏。他出手闊綽，引得古董商們蜂擁而至，將明代甚至更晚時期的贗品偽裝成前代繪畫賣給他。後在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的居間作用下，他從極富收藏的龐元濟（1864∼1949）、端方（1861∼1911）等人手中買到一批古畫，其中不乏巨跡。在佛利爾產生了將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國家，建立美術館以向公眾展示其收藏的想法後，一九○五年，他向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提議此事並獲得支持。一九○六年，佛利爾捐出數千件藝術品，又先後捐贈百萬美元用以修建美術館。他深受惠斯勒關於「藝術史是超越時空的美」的故事這一理念的影響，在為他的藏品建立美術館時，將之定位為一個聯接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豐碑。這座豐碑由他本人建立，也將永遠和他的姓氏相聯。直至去世，他都不斷地在經營和擴充自己的收藏。

一九二三年，佛利爾美術館正式面向公眾開放，這是第一家由私人捐贈的國立藝術博物館，其中近萬件文物，悉數來自佛利爾的收藏。佛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中國古代繪畫，有一千餘件，為美國博物館之最。由於佛利爾附加的捐贈條款所限，這些藏品都不可以外借，故而觀者只能夠親自到該館，欣賞這些穿越時空的美的遺存。除收購和珍藏外，佛利爾也很重視藝術品的研究和展示，他要求博物館必須免費開放。無論專業學者還是普通民眾，都擁有近距離觀看、欣賞其藏品的權力。也正是在這樣的理念下，二○一五年，佛利爾美術館成為第一個向全球公眾開放藏品數位化資源的博物館。下文將以佛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中國繪畫精品為例，分別敘述其藝術價值與流轉始末。

〈洛神賦圖〉這一中國繪畫史上的經典畫題，源自曹植（192∼232）所作〈洛神賦〉一文。據現有文獻可知，顧愷之（348∼409）是最早進行這一人物故事畫創作的畫家。傳為顧愷之所作的〈洛神賦圖〉存世有三本，除了美國佛利爾美術館這卷外，另兩卷分別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和遼寧省博物館。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這三卷實則都是宋人摹本，而三卷之間的相似性，很可能是由於源自同一個早期的祖本。儘管如此，這絲毫不減其歷史與藝術價值，至右向左觀察佛利爾本的畫面，可以發現，畫面隨著文意展開，作為故事主角的洛神與曹植反覆出現，這正是早期敘事畫的特點，而人物比例明顯大於背景中的山川草木，亦與文獻記載中早期繪畫「人大於山，水不容泛」的特點相吻合。在早期底本不傳的情況下，這無疑是我們今天通過宋人的眼與手，窺探中國繪畫發源時期的最好依據。

此卷曾經清末名臣、收藏大家端方（1861∼1911）收藏，然而在清王朝覆亡的大背景下，民眾尚且流離失所，文物的散迭更是在所難免，此卷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流失海外。一九一四年端午節前，佛利爾收到福開森發來的急電，得知端方家人急於出售此卷，但必須於當時電匯十萬美元的畫款，佛利爾當機立斷，毫不猶豫地將其收入囊中。這便是作為佛利爾美術館鎮館寶物之一的〈洛神賦圖〉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