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個充滿神靈信仰的國度，固有萬靈信仰與神道，融會了東傳佛教、中國儒道內涵等，經過大和民族悠久歷史的吸納、消化後，鎔鑄獨具一格的宗教形式與內容。十九世紀末著名的藝評家Frank Rinder（1863∼1937）曾在其著作《古代日本：神之國傳奇》（Old-World Japan: Legends of the Land of the Gods，1895）中評述：「歷史和神話，事實和寓言，都緊密地交織在日本人的生活與思維紋理中……」、「毋庸置疑，中華文明對日本有著深遠影響。」
事實上，即使是中國本身，除了固有神靈信仰，還蘊含了其它文化的血液。誠如廿世紀初蘇格蘭籍民俗學家暨宗教、神話與人類學作家Donald Alexander Mackenzie（1873∼1936），也曾在《中國與日本神話》（Myths of China and Japan，1923）中指出：「同樣在中國和日本，這些外來傳入之元素皆受到了時間和地域的影響，並被注入了民族性的思想和理想」。日本神怪形象與祂們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離奇典故，經常是美術創作頗受歡迎之題材。饒具詭譎與超自然的穿鑿附會，益於藝術家們發揮創新想像力，在適恰之處演繹引人入勝的張力；同時，寓託其間的意涵，亦能充分闡揚勸世或祈願等俗世道德及倫理教化的旨趣。禪宗達摩、道教鍾馗、三國演義中神格化的關羽等，這些人物成為日本美術畫題，足見中日文化交流之深刻！
除了直接沿用中國信仰人物，另有一種由多位執掌不同領域之神祇結組而成的日本傳統信仰─「七福神」（ウグツゑェモ）。七位福神分別為：「恵比?」（りヂエ）、「大黒天」（クゆアゑサモ）、「毘沙門天」（ヂウヒパモサモ）、「弁才天」（トモゥゆサモ）、「福禄?」（ツゑボゑェピ）、「?老人」（ェピボよェモ）、「布袋」（ナサゆ）。其中，除了惠比壽本身為日本固有信仰，其他皆為外來神祇轉化。七福神之組成與中國傳統八仙信仰有高度相仿的特質。事實上，壽老人、福祿壽和布袋三者皆源自中國；餘下三者則傳自印度。所謂「七福」，典故亦見於《仁王般若波羅蜜經》（簡稱《仁王經》）的「七難即滅，七福即生」。
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日本美術常見關於七福神的刻畫（包含水墨繪畫、浮世繪版畫和其它泛美術作品等）。江戶時代畫師狩野周信（1660∼1728）的〈七福神唐子圖屏風〉（圖一），以六曲一雙之形式，描繪福神與唐子共慶榮華之景。畫面中，手持蒲扇的布袋和托著酒杯的大黑天坐於榻上閒談，一旁有童子隨侍斟酒。布袋與大黑天都各自有一大袋，置於榻後。大黑天背後的布袋上則繫著祂的持物─萬寶槌（日文：「打グ出ソ小槌」）。惠比壽則一手舉羽扇、一手抱大鯛，為童子們助興。殷勤的「唐子」們正合力拉著花車，上有一盆富麗堂皇的牡丹花盆景，爭妍鬥豔。竹籃施金，牡丹賦彩，車輪上還綴有細膩紋樣，無處不蘊含富貴與繁盛之象。「唐子」（ろヘア）便是有著中式著裝與髮式的童子，畫面上無數唐子乃徵引傳統中國百子圖的吉祥寓意。福神與唐子們所在山坡被渾厚的金雲裊繞，熠熠生輝，瑞氣千條，更添一股幻境般的神話色彩。整體內容方面，無論是建築與人物裝扮都採取中國傳統樣式，但卻以金地濃彩的設色和形制表現，中體日用，為典型狩野派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