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丹旭（1802∼1850）卒於上海開埠之際，並不符合「海派畫家」的嚴格定義，但於《海上墨林》中，高度評論他：「一以輕清淡雅之筆出之，同輩無與匹也」。借由其子及學生在畫壇的活躍，讓費氏的仕女風格得以在上海藝術市場流播，並發展成為「費派」一系具有復古、唯美風格的仕女畫風格。
費丹旭的仕女畫風格可上溯至明代唐寅、仇英的秀美氣韻，結合清人審美觀，落筆成為「鼻如膽，瓜子臉，櫻桃小口，螞蚱眼；慢步走，勿乍手，要笑千萬莫張口」的柔美女性形象。他筆下女性體態纖弱、面容微帶愁緒，身份多為平民女子，於畫面空間中從事各種活動。畫家尤擅長以景補情，烘托出畫中人物的情感。《桐蔭論畫》中評論為：「補景仕女，香豔中更饒妍雅之致，一樹一石，雖未能深入古法，而一種瀟灑之致，頗極自然」。費丹旭的人物畫於當時成為炙手可熱的作品，「尺幅仕女，人爭寶之」。
費丹旭的仕女畫除了在人物造型方面符合時人的審美觀，他的仕女題材也脫出過往，更加貼近世俗民情。道、嘉年間的仕女畫與傳統人物畫所具備的宣教性質相去甚遠，無論是宗教性或是道德性內涵，已非此時仕女畫的重點。除此之外，當時仕女畫中亦少見貴族女性的遊樂場景。畫中仕女可能是任一階級的女性，有著與其身分地位呼應的服飾、舉止以及正在從事的活動。作品中濃厚的世俗性是明清仕女畫的特色之一，其中一個主題便是青樓女子的寫真，自明代起便有為青樓女子寫相的作品流傳，有學者認為這是由於困頓失意的士大夫不少寄情於歡場，反映了繪畫中尚雅又不避俗的雙重性。文壇小說、戲劇的流行同樣為人物畫提供了更多主題，仕女畫上更是受到《紅樓夢》的影響深遠。《紅樓夢》自一七九一年出版以來，受到廣大讀者喜愛。書中形形色色的女性，豐富了仕女畫的主題。改琦（1773∼1828）與費丹旭皆有以《紅樓夢》中的女性作為畫中人物，隨著《紅樓夢》的風靡文壇，改、費的人物畫也隨之廣播流行。
雅俗共賞可說是費丹旭仕女畫獲得大眾喜愛的原因。延續了費丹旭風格的海派人物畫家們，為了迎合附庸風雅的市民階級，在題材上更為貼近世俗。早期海派的人物畫風延續改、費一路，箇中原因與上海的地理位置鄰近蘇州相關：早期往來上海的畫家以蘇州籍為多；另一方面，上海開埠之際移居此地的仕紳們亦多來自蘇州、揚州，因此費丹旭一路延續吳門傳統的仕女風格，對於觀眾而言既是熟悉的創作風格，於主題上又與日常生活貼近，因而備受顧客的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