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繪畫分為三大科─人物、山水和花鳥，花鳥畫下又包括花卉、蔬果、飛禽、畜獸等等。其中花卉畫作為花鳥畫的分支，很少被單獨提出進行研究。但客觀上專於花卉的畫家群體一直伴隨著中國繪畫幾千年的歷史在不斷發展壯大，並形成獨特的繪畫面貌，是故，不妨嘗試在中國繪畫及花鳥畫的發展脈絡中，抽絲剝繭地探尋一下花卉畫的演變歷程。
花卉以繪畫藝術形式出現，最早是在漢代墓室壁畫中發現，僅僅是作為填補人物畫的空白，參與敘事性的描述，只作輪廓性的簡單描畫。這種描畫出於圖像敘事的客觀性，注重寫實，僅要求對花卉主體形態的把握，細節上不過多著墨。魏晉南北朝時期，以顧愷之、陸探微和張僧繇為代表的人物畫家進一步完善了人物畫技法，作為人物畫中襯景的植物，花卉的描摹也隨之進步。在顧愷之〈洛神賦圖〉第一段對洛神初現的描繪中，洛神足下的荷花刻畫細膩，或含苞欲放；或完全盛開，姿態不一，花瓣、花蕊這些細節也有細緻的鉤畫。
宋代《宣和畫譜》卷十五花鳥篇中，記錄的花鳥畫家達四十六人，多擅長禽鳥、動物，其中如：「邊鸞，長安人。以丹青馳譽於時，尤長於花鳥，得動植生意」、「又作折枝花，亦曲盡其妙」、「近時米芾論畫花者，亦謂鸞畫如生」。可知花卉畫的折枝花題材至少在唐代邊鸞時已經出現，且技法純熟。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對滕昌祐的記述，「復精於芙蓉、茴香，兼為夾紵果實，隨類傅色，宛有生意也」。而繼承滕昌祐花竹畫傳統的人，正是之後成為畫壇主流的黃筌。這些文獻記載反映出唐代花卉的繪畫技法已然純熟，也有名著一時的大家，但從眾並不多。中唐以後，隨著人物畫向仕女畫題材的延伸，尤以張萱和周昉兩位仕女畫家更加側重對花卉的表現。相較於張萱以花卉圖案裝飾女性服裝及用品的表現，周昉則有更多筆墨用心。周昉〈簪花仕女圖〉中，仕女髮髻上分別簪有牡丹、芍藥、荷花、繡球等花卉，宮扇及披帛也有花卉圖案，最醒目的是卷尾盛開的一株辛夷。花卉均以細筆雙鉤填彩，形象描繪準確，敷色柔麗，將花卉的自然之美刻畫細緻入微。
五代時，隨著花鳥畫從人物畫中獨立出來，花卉畫也分得了一席之地，但時間仍較飛禽畜獸畫略晚。這一時期畫壇形成了「徐熙野逸」、「黃家富貴」兩大陣營，由此奠定花卉畫向寫意與寫實兩種不同面貌的發展方向。徐熙以草草之筆繪田野自然之景，「落墨為格，雜彩副之，跡與墨不相隱映也」，「獨熙落墨以寫枝葉蕊萼，然後敷色，故骨氣風神，為古今之絕筆」（《宣和畫譜》）。黃筌則選取宮廷奇花珍禽，以工整細膩的筆觸描摹賦彩，顏色豔麗富貴，造型準確，形象逼真，被皇室貴族所喜愛，並成為畫壇主流。另一方面，北宋初建立了畫院制，至宋徽宗趙佶時更加完備，並將畫學作為科舉考試的科目，其中又分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六科，使得花卉畫在畫科中的地位有所上升，而宋徽宗對黃氏畫法的偏愛，更直接推動了花卉畫向精謹入微的路線發展，並在這一時期達到創作的高峰。
花卉畫在此時傾向於黃筌的繪畫風格是順應歷史的必然選擇，一方面是順應了當時社會貴族審美的需求；另一方面花卉畫分科出來時間尚短，還未形成完備獨立的繪畫理論與技法，但在寫實一途上卻是歷經了漫長的歲月，所以相較於難於把控的寫意之法，工筆花卉可謂信手拈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