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以下簡稱「重博」）館藏文物豐富，其中書畫近兩萬件，而明清兩代的書法墨蹟蔚為大觀，不乏珍品。本文針對代表性典藏進行品鑑，以窺清代初期碑學書法呈現出的藝術新風及審美意韻。
清末康有為提出帖學、碑學兩個書法概念，二者確實反映了清代不同時期書法家的實踐特點與審美取向。圍繞對帖學與碑學兩種書學風尚的把握，成為認識清代書法總體情況與大勢演變的重要線索和研究方法。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堪稱清代碑學書法運動全面總結性的著作，當中首提「碑學」一詞，用以指稱清代中期以後興起崇尚魏晉南北朝碑刻的書學理論和書法風氣，同時還使用「帖學」一詞，指代宋代以來占據正統地位以法帖為主要取法來源的書學理論及書法風尚。在康氏《廣藝舟雙楫》問世前，嘉道之際，阮元作〈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即提出碑學主張，從書法史觀上動搖了宋代以來帖學的正統地位。繼阮元後，包世臣著《藝舟雙楫》，發展阮氏觀點，推崇北碑，從書法理論上對碑學書法創作的技巧要求與審美原則進行舉例論證，推動碑學理論不斷完善。此外還有一些有影響力的碑派書家如楊守敬、沈曾植等，通過有關書論，亦從碑學立場出發討論碑學書法。
時至當下通常而言，帖學書法指宋、元以來所形成崇尚王羲之、王獻之及屬於「二王」系統的書法史觀、審美理論和名家墨蹟法帖，包括真跡、臨本、摹本、刻帖等為取法對象的創作風氣。碑學書法則指重視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金石碑版的書法史觀、審美主張，包括碑碣摩崖、鐘鼎彝器、墓誌造像、陶磚瓦當、錢幣璽印、甲骨等文字載體為取法對象的創作風氣。
清前期「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因帝王個人喜好與推崇，巨卿舉子紛紛效榜，董其昌、趙孟頫的書體在全國氾濫，清代帖學書法發展被推至高峰，隨之便流於單調和僵化，特別是科舉和官場宣導的「館閣體」書風，造成書法藝術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使法帖學書者愈發被方整、光潔、均勻的教條所束縛。其時以鄭簠、朱彝尊等為代表的書法家，一方面潛心研究和臨習漢碑隸書，從中汲取營養，開習隸者直接取法漢碑的新風氣，試圖以隸書的方勁結構和遒健筆法來轉變圓媚秀韻、單一靡弱的帖學書風；另一方面竭力搜訪金石碑碣，重視碑版考據與金石文字研究。這些文人書家的書法實踐與研究，使隸書創作在清初一度十分流行，取得相當大的成就，這一風氣被視為碑學書法運動的濫觴，漸開清代書法的新風標。
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今江蘇南京）人。精書法，以擅隸書著稱於清初，亦精行草書，兼工篆刻。以行醫為業，終學不仕。少時即立志習隸，隸書初師宋玨，中年後竭力尋訪古刻、研學漢碑，上法〈曹全碑〉、〈史晨碑〉，遂書呈渾穆縱肆之勢。為訪漢碑，可謂傾盡家資，據載，其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櫥。孔尚任在〈鄭谷口隸書歌〉中道：「漢碑結僻谷口翁，渡江搜訪辯真實。碑亭凍雨取枕眠，抉神剔髓歎唧唧」，正是其訪碑如癡的真實寫照。其倡學漢碑，直開習隸取法的新風氣，對後來漢碑之學的復興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