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畫院在五代畫院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不論從職官制度還是繪畫人材，都受到五代時期的影響。宋代畫院當中，人材多種多樣，最早的一批來自於五代畫壇。例如，西蜀畫家有黃筌、黃居寶、黃居寀、黃惟亮、高文進、高懷節、高懷寶、夏侯延祐、趙元長、王道真、袁仁厚、孟顯、石恪等；南唐的畫家有厲昭慶、蔡潤、顧德謙、徐崇嗣、解處中等。
北宋政府推行的是「重文輕武」的政策。建國不久，宋太祖就設立了翰林圖畫院，可見統治者對繪畫的重視。但當時北宋政權還不是很穩定，國家的各項工作才逐漸開展，人材也是相當缺乏。與此同時，西蜀政權的覆滅導致一大批畫家在苦尋出路，北宋畫院無疑成為了這些西蜀畫家比較好的歸宿。
因為北宋皇帝的態度，這些畫家在進入北宋畫院之後，身分、待遇上並沒有太大的落差，甚至較過去有所提高。客觀上，這些西蜀畫家都是非常成熟的繪畫人材，很多人都曾在西蜀朝廷當中任翰林待詔等職，他們進入北宋畫院，充實了畫院的畫家隊伍，也為畫院之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這批來自於西蜀的畫家多是父子、兄弟、師徒的關係，例如黃筌家族、高文進家族，從人數上來看，待詔在太祖、太宗朝共有十一人，而西蜀畫家就占了五位，分別是黃筌的季子黃居寀、黃筌的弟弟黃惟亮，工畫佛道人物的高文進、高懷節，和以人物見長的畫家王道真；袛候共有四人，蜀籍的一人，係以花竹翎毛、草蟲蔬果為擅長的高懷寶；藝學共三人，有兩位曾在後蜀畫院任職，即夏侯延祐和趙元長。為了能夠穩固自己在北宋畫院當中的地位，這些畫家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黃氏家族的風格成為一時之標準，不能接受其他風格的繪畫。雖有畫院畫家舉薦的機制，推薦的人材也是自己的學生，或是和自己風格類似的畫家，例如高文進推薦王道真。繪畫風格相對單一，也限制了其他畫家的在技法、風格方面的創新。
這種矛盾在南唐畫家進入北宋畫院之後也有所表現。南唐地處江南，經濟發達，文化基礎雄厚，滅亡的時間是公元九七五年，而西蜀則在九六五年就已經歸宋了，西蜀的畫家先入為主，在風格確立上早於南唐。使得南唐的畫家在北宋畫院當中相當壓抑。
宋代畫院的建立，除了從五代而來的畫家，另有通過其它方式進入畫院的畫家。這些方式有如下幾種：
「薦舉」制度起源於春秋時期，這是一種推薦有能力的人在朝廷任職的制度。「查舉」是「薦舉」的一種方式，「是根據皇帝詔令所規定的科目，由中央及地方高級官員向朝廷推舉人材，稱為查舉」。雖然北宋的數代皇帝對繪畫都非常用心，遍尋各地畫家，但這種方式還是有限的，很多散落於民間的畫家容易被忽略。皇家權貴為畫院發掘人才做了很多的工作，此處以太宗皇帝的親戚孫四皓為例，高益就是由其推薦進入畫院的。孫四皓，生活在太宗時期，關於他的記載，散落在畫史當中，「有孫四皓者，廣延藝術之士，益往客之，為禮甚厚，益亦畫鬼神搜山圖一本以酬其意……嘗於四皓樓上畫卷雲芭蕉，京師之人摩肩爭玩。至今天下樓閣亭廡為之者，自益始也……進益前所畫搜山圖。上歎賞移刻，遂待詔圖畫院，敕畫相國寺廊壁」。
《聖朝名畫評》中提到王士元時說：「士元嘗為孫四皓之客，甚見推待。唐有名畫斷，第其一百三人之姓名。太宗天縱多能，留神庶藝，訪其後來，復得一百三人，編次有倫，亦曰名畫斷。孫氏謂士元曰：上為畫斷以續唐本，子其謂何？士元乃沉默思慮，采唐來諸家之長，為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京師之人詣孫館者日不可計，中有歎者曰：王君之意與六經合，觀其事蹟，不覺千古之遠，非精慮入神，何以至此！孫氏不敢私有，進于天子，下圖畫院品第之。時院中高文進與士元有隙，定為下品，識者忿之。止以三十縑為賜，不顧而去」。可以看出，孫四皓曾想向太宗推薦王士元的作品，但因為高文進從中作梗，王士元「不顧而去」。在李成條下又說：「開寶中，孫四皓者延四方之士，知成妙手不可遽得，以書招之。成曰：吾儒者，粗識去就，性愛山水，弄筆自適耳，豈能奔走豪士之門，與工技同處哉。遂不應。孫甚銜之，遣人往營丘以厚利啖當塗者，卒獲數圖。後成舉進士，來集於春官，孫卑辭堅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