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繪畫代有新猷，然而，長時間以來，中國繪畫的演進幾乎是完全自律性，雖然其間有過來自西域、印度的些微影響。鴉片戰爭的失利與南京條約的訂定，非僅在政治上打破了閉關自守的局面，在社會上、文化上也帶給了中國莫大的衝擊；緊接而來的太平天國、甲午戰役、義和團事變、八國聯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日抗戰、動員戡亂，這個時代所遭受的苦難，無與倫比，隨著時代變遷，中國繪畫也無可避免地在思想上、作風上產生了令人目眩的變化。

「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於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于于而來，僑居賣畫……」光緒卅四年（一九○八）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的這段論述，直接宣示了海上繪畫的起源所在。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上半葉，雖然北京、廣東等地憑藉本地深厚的文化底貌在中國近現代繪畫史上仍據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但朝廷窮於應付洋人無盡的食饜，無暇在藝壇上投注以關心，復緣於歐風東漸和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上海的逐漸崛起，中國繪畫的重心已逐漸轉至滬上。這一轉變，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地理意義上的簡單遷徙，但其下卻既隱藏著繪畫藝術對於社會經濟的依賴，又蘊涵著極為複雜的畫史變遷等問題。

上海，早在東晉時期，松江入海口處就被命名為「滬瀆」，唐代設立華亭縣，宋代設立青龍鎮、上海鎮。至元廿九年（一二九二）又從華亭縣劃出五鄉，設上海縣，隸屬松江府，上海正式走上歷史舞台；至乾隆年間發展成為東南一大城鎮，有「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稱譽，唯其經濟與文化規模則猶遠不如當時北京、揚州、蘇州等地。

道光廿年（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英國軍隊挾其船堅礮利之優勢，打開了中國閉鎖的門戶。戰後上海在被闢為通商口岸後，「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於上海一隅」。直至道光廿五年（一八四五）英國開始營建租界，上海才真正迅速崛起，由一個小漁村開始逐漸向有著「萬國之都」之稱的大都市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