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1840〜1895）一生為友人繪製的肖像畫數量頗豐，流傳亦不少，皆精妙絕倫，形神畢肖，居歷代肖像畫家之冠。他的代表性肖像畫作如〈范湖居士四十八歲小像〉（1867）、〈橫雲山民行乞圖〉（1868）、〈邕之先生二十八歲小像〉（1877）、〈酸寒尉像〉（1888）、〈蕉陰納涼圖〉（1888）、〈姚小復像〉（1892）等，這些傑作都能在博物館或出版物中一睹。除此之外，任氏還有一些沉睡在文獻中的肖像畫作未被揭出。目前，對於這部分停留在文字記錄而無實物的畫作，由於圖像的缺失，創作者、研究者一般不會去關注。然而，挖掘、梳理這些僅存於史料中的肖像作品，既可補充任伯年的畫作，又可為他的其他肖像畫研究提供參考。另外，通過分析畫上的題跋等文字，還可以完善任伯年的交遊圈。
任伯年在一八八四年為嚴信厚（1838〜1906）繪製的〈春江意釣圖〉，即是一張像上述那樣隱於其他畫作的「文獻畫作」，稍有不同的是，通過對此文獻的挖掘，會發現此畫的實物雖不可見，然其圖像曾被以兩種形式載錄。尤其是由此畫作衍生而來的〈春江意釣圖帖〉，在使嚴氏獲得經濟效益的同時，又藉此完成了其「隱逸」形象的凝定。
「意釣者」的原型即歷史人物嚴光（前37〜41），一名遵，字子陵。浙江會稽餘姚縣陳山（今浙江慈溪市橫河鎮子陵村）人。他與劉秀（前5〜57）的趣事載於《後漢書》中，劉即位後，曾被徵召到京師洛陽授諫議大夫，不受，歸隱富春江邊。其「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疏，逸情雲上」的隱逸精神，贏得歷代文人的一致稱讚。從南朝宋時期的謝靈運（385〜433）開始，一系列以嚴子陵為中心的文學書寫正式展開，題詠佳作層出不窮。與此同時，以圖像方式重寫或改寫「嚴子陵意釣」形象的畫作也陸續誕生，此題材的繪畫盛於清末，畫家之間也隱現出競勝的心理，這個現象在任伯年身上尤其顯著，他筆下這類畫作無論品質及數量皆居歷代畫家之首。在文學與繪畫兩種載體的傳衍之下，嚴光所代表的隱逸形象便於此兩種語境中確立，並成為人們常常以之援引比喻的典故象徵。
如據丁羲元《任伯年年譜》、《任伯年先生畫稿》（1887年刻本）及各類歷史文獻統計可知，任伯年一生至少創作了六幅以上以嚴子陵為題材的畫作，常被冠以〈五月披裘圖〉、〈嚴子陵釣隱圖〉、〈漁父圖〉等名稱，形象一致又各盡其妙。這些作品多繪一漁父於富春江邊，或坐或立，頭戴斗笠，手持漁竿，身披羊裘，喜以側面示人。任氏在這類畫上的款識每每是「嚴先生釣富春之圖」、「嚴先生釣富春之像」等，而「嚴先生」的涵義在〈春江意釣圖〉中就顯得不同了，是原型嚴子陵？還是受贈者嚴信厚？
嚴信厚在《海上墨林》中被作者列分到「寓賢」裡，與那些「橐筆而遊，聞風而趨」滬上的藝術家同列。楊逸（1864〜1929）在書中寫道：「嚴信厚，字小舫，慈溪人。工行草，善畫蘆雁。嗜碑帖金石，收藏甚富，有〈小長蘆館集帖〉。早歲請纓佐李文忠幕，嗣在滬創興商務，為實業家，總理上海商務總會。卒年六十九」。可見他具有書畫家、收藏家、實業家、慈善家等多重身分，甚至心懷作官抱負。同時，他還熱心公益和教育事業，在家鄉為本族人設立富春義塾（後因擴招改名為「養正初高兩等小學堂」）。對於這樣一位既擁有財富又深具文化底蘊，而且名望甚高的商人朋友，任伯年會是什麼態度呢？任氏畫的〈春江意釣圖〉是否別有寓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