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董其昌的研究中，董其昌跋〈長江萬里圖〉過往即多被學者們關注，作為其畫史觀念發展變化的佐證之一，王安莉在《1537∼1610，南北宗論的形成》（以下簡稱《形成》）一書中，甚至稱之為董其昌「如今看來時間最早的一條具有畫史探討意義的題跋」。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其中引用的董其昌跋〈長江萬里圖〉時間有誤，進而發現有關董其昌畫史研究領域對該史料的援引多以訛傳訛，故而追溯史料來源，考辨該跋的真實時間。
《形成》一書立足於豐富的歷史文獻，對中國繪畫史上南北宗理論的形成經過進行了追溯和還原。董其昌跋〈長江萬里圖〉出現於該書的第四章。在作者框定的時間段內（1537∼1610，即莫是龍出生至目前所見最早出現南北宗論的《畫說》一書的出版），前三章著墨於莫是龍和同時代的人，以莫是龍的人生經歷及社會交往，推論出該書的主要論點：在董其昌尚不能提出任何繪畫理論的時間段裡，年長董其昌十八歲的莫是龍等前輩已大致形成了南北宗論的觀念。第四章「董其昌的時代」則從董其昌入翰林後的初步收藏，談到其對南宗之祖王維的追尋。此時，莫是龍已經去世，作者巧妙地借詹景鳳這個極為推重莫是龍的鑑賞家之思想軌跡，來再現莫是龍等前輩的畫史觀念。寫完詹景鳳，第三節「尋找王維—南宗之祖構想的還原」一開始，作者寫道：「萬曆二十二年（1594）詹景鳳跋元人饒自然《山水家法》時，已經寫下了一套擁有完整畫史脈絡的理論，而到此時為止，董其昌還未留下任何具有理論探討意義的跋文。整整一年之後，萬曆二十三年（1595）八月二十日，董氏才在題寫巨然〈長江萬里圖〉時寫下了如今看來時間最早的一條具有畫史探討意義的題跋」。
縱觀整個章節， 作者所述「如今看來時間最早的一條具有畫史探討意義的題跋」，大概是想把董其昌「最早」的畫論與前輩們的畫史觀念作一個銜接，但問題是，這段跋文是不是董其昌「最早」的畫論呢？先來看作者的引文：「……余嘗見李伯時〈長江圖〉于陳太僕子有（陳所蘊）家，筆法精絕。乃觀此卷，乃宣和御府所收，小璽具在，定為北宋以前名手，非馬、夏輩所能比肩。後有吾鄉陸文裕題跋，書法秀整，足與畫為二絕，殊可寶也。乙未中秋後五日，董其昌題」。
僅從字面上看，除了陳所蘊這個名字是引者所加外，引文斷句無誤，文字通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筆者恰對這個與董其昌同年中進士的陳所蘊略有瞭解，故對引文產生了疑問。陳所蘊，字子有，上海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萬曆廿三年（1595）乙未中秋他還是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當年十二月，升為湖廣右參議兼僉事，岳州江防兵備；萬曆廿九年（1601）三月，升「右參政，分守大樑」；萬曆卅一年（1603）三月，調任浙江按察使；萬曆四十二年（1614）三月，「升山西按察使陳所蘊為南京太僕寺少卿添注」，「添注」即等候委用，陳所蘊也是在南京太僕寺任上致仕。明代習慣以某人所任官職稱呼其人，如稱萬曆廿二年（1594）任翰林院編修的董其昌為「董太史」，稱萬曆廿九年至卅一年的陳所蘊為「參政」。既稱陳所蘊為陳太僕，則一定是萬曆四十二年以後的事了。由此看來，上述引文一定有錯訛之處。
《形成》一書所引用的資料為明代汪珂玉《珊瑚網•名畫題跋》。《珊瑚網》四十八卷， 成書於崇禎癸未（1643），現有清抄本和四庫全書本。查四庫全書本《珊瑚網•卷三十•名畫題跋六》，前為〈夏珪長江萬里圖〉（長二丈四尺，絹，墨如新），水村居士陸完題詩，接下來即〈又長江萬里圖〉（長六丈四尺，在絹上，較前卷更異），有陸深和董其昌題跋。比對董其昌跋文，很明顯，《形成》一書中將「己未」誤引為「乙未」，此外，「乃觀此卷」中的「乃」應為「及」。「己未」為萬曆四十七年（1619），與前述陳所蘊的太僕身分相符。一字之差，將董其昌本來在一六一九年的鑑賞活動提前了廿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