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作為中國文化傳承過程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文獻載體，記錄有大量反映中華文明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珍貴資料。為了更高效地複製、保存、研究、傳播其中的內容，中華文明的古老智慧演化出了一種簡便高效的複印技術：傳拓技藝。隨著時代變遷，無數的文物原件或已損毀丟失，其內容卻通過傳拓而得以留存，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傳拓技藝歷經不斷傳承發展，工藝技法改良精進，隨著時代、環境的改變，傳拓逐漸集金石學、書法、繪畫於一體，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在傳拓作品中體現了文人藝術的雅趣。在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古老的技藝與時代同行，變通趨時，把握時機，在新時代和新環境中繼續發展和變化，在考古、文物、博物館等領域繼續發揮其獨特的魅力。
金石傳拓技藝是指用紙將器物表面上的文字、紋飾等內容資訊「複印」下來的一項技藝，這是中國古代發明的一種獨特「複印」技術。金石傳拓的基本步驟分為上紙和上墨。上紙有乾紙法和濕紙法─乾紙法是用宣紙等覆蓋在所需傳拓的器物表面，用水濕潤紙張，使紙張柔軟並負有張力，再用鬃刷等工具刷紙，使紙張和器物的文字、紋飾緊緊貼合吸附在一起；濕紙法為事先將紙張折疊並悶濕等步驟提前備好，在使用時展開於器物表面用鬃刷刷緊，等紙張逐漸乾燥適合上墨時，用拓包等工具蘸墨，均勻地撲打在紙上，紋飾的高低落差使器物表面的內容以黑白分明的形式複印在紙上。
傳拓技藝具體產生的時代一直未有定論，但傳拓的出現離不開主要的工具─墨與紙。有關早期墨的發現，一九七五年湖北雲夢睡虎地一座戰國晚期至秦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塊圓柱形墨塊，同墨伴出的還有以菱形鵝卵石加工製成的石硯，並附研石一件。石硯和研石均有墨蹟和使用痕跡。這是目前已知時代最早的墨。戰國至西漢，雖然人造墨得到廣泛的運用，但沒有固定的形制，要與研石配合使用。考古發現表明東漢開始，墨模得到應用，墨錠取代小墨丸或墨塊，墨可以單獨手握直接在硯面上研磨。目前學術界對紙的發明時間尚有爭議，但基本公認蔡倫在東漢元興元年（105）主持所造的「蔡侯紙」標誌了造紙術的發明，實現了紙張的社會化規模生產。製墨技術的改良與紙張的普遍運用，推動了傳拓的實踐。
石碑作為典型的文獻載體，是傳拓出現的要件。先秦時期已有相當數量的刻石，其中以戰國秦〈石鼓文〉為代表。西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儒家經典成為帝王治國和文人通向仕途的必讀之書。為避免書籍在傳抄過程中出現訛誤，將經書刻於石碑是一種很好的選擇。據）後漢書•蔡邕傳》，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於東漢熹平四年（175），「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可見東漢晚期已經使用石刻來進行儒家經典傳播。但碑石不易移動，為了方便攜帶，高效「複印」的傳拓技藝便有了誕生的土壤。傳拓不是一朝一夕出現的，而是一個逐漸產生的過程，因此，一般認為傳拓可能出現於漢、魏之際，最晚不過南北朝時期。
目前已知存世最早並有明確紀年的拓本，為一九○○年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所發現的〈溫泉銘〉拓本殘卷，是唐太宗為驪山溫泉撰寫的一塊行書碑文，原石早佚，拓本現藏法國國家圖
書館。其拓本尾題「永徽四年八月□日圉穀府果谷兒」墨書一行，永徽四年為公元六五三年，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唐天寶四載（745）〈石臺孝經〉後刻李齊古上表，表內有「謹打《石臺孝經》本分為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清）王昶）金石萃編》卷六十六著錄的唐元和八年（813）〈那羅延經幢〉後有「女弟子那羅延建尊勝碑， 打本散施，同願授持」。這兩處提到「打本」即「拓本」。唐代詩人韋應物在其〈石鼓歌〉中寫到：「今人濡紙脫其文， 既擊既掃白黑分」。當指將濕潤的紙覆蓋在石刻文字的表面，用工具通過擊和掃的方式上墨得到黑白分明的拓本。由此可見唐代對傳拓中的「塗掃」和「擊打」技法已經能熟練掌握，能製作黑白分明的拓本。
拓印載體上的內容是傳拓技藝最根本的用途，其發展離不開社會的需求變化。宋代金石學盛行、刻帖業發達，古代名碑石刻被大量翻刻傳拓。由於之前使用雙鉤填墨的「搨書」，技法過程複雜，不能滿足大批量需求，所以在使用中很快便被更高效的傳拓技法取代。傳拓效率的大幅提高，為後世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書法藝術作品和文獻資料。宋代除了拓印石刻文字之外，由於金石學的興起，開始採用傳拓技術拓取青銅器銘文、文房墨硯等紋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