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揚州的城市文化是自明代中葉以來東南地區新興的徽州文化之表現，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學者、文人、畫家、手工業者、遺民、士紳、權貴等匯集於此，也為這個文化古城注入了新的價值觀與思想活力。他們不僅喜歡從事書畫、製墨、刻書和造園等活動，同時也是燕集詩會中的風騷文人，促進了揚州的社交與文化活動，這使得揚州成為文人學士及游宦們嚮往之所，揚州成為這一時期文人精英雲集與高度流動性的一個城市。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本《雜畫圖冊》，共計十二開，設色，材質有紙本、絹本等，形制大小也不相統一，為後人收拾拼配而成，包括了高鳳翰、高翔、鄭燮、金農、李鱓、汪士慎、閔貞等人的作品，各頁畫花卉，都是各家比較成熟的作品。此作也展示了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文人畫風和交友關係，本文試圖從《雜畫圖冊》這件作品作為切口，以此窺探「揚州八怪」的人物聯繫、繪畫風格、技法來源，進而展示「揚州八怪」所代表的清代文人畫壇。
《雜畫圖冊》第一開為高鳳翰所作〈墨荷圖〉。高鳳翰，字西園，號西亭、南村、南阜，山東膠縣人，曾因被牽連入獄，使右臂致殘，此後客居揚州，改用左手作畫，更號「後尚左生」、「丁卯殘人」。其人擅畫花鳥，如這幅〈墨荷圖〉，畫面氣息娟秀、筆酣墨飽，乾濕兼用，以大寫意寫蓮葉、蓮莖、蓮蓬，率意卻不失娟秀。以濃墨勾勒捲起的荷葉及其葉脈、遠處的蓮莖，淡墨寫下垂的荷葉與蓮蓬，頗見精神。畫面整體構圖簡潔凝練，所繪荷花古拙天真、不拘成法，卻又不失清新俊逸之感，充分體現出高鳳翰花鳥畫構圖飽滿的特點及喜好小景的繪畫風格。畫中右側中部有題識：「老埠」。鈐印：「老阜」（白文）。
第二開為高翔作〈墨茄圖〉。高翔，字鳳岡，號西唐，揚州甘泉人，與膠州高鳳翰、天臺潘西鳳、江陰沈鳳齊名，合稱「四鳳」，為石濤關門弟子，但其繪畫雖師法石濤卻不落窠臼，取法自然又超然物外，具有創新精神。例如這幅〈墨茄圖〉，風格清秀簡靜，整體用筆洗練，寥寥幾筆勾勒出茄子的輪廓、枝莖。筆法嫺熟，濃墨得當，茄子及枝幹用淡墨勾潤，葉子以粗筆點染，濃淡交錯，不似平日用墨「枯淡」之風，顯露出茄子的可愛，體現出高翔用筆簡潔的風格特點。右側有題識：「紫色初摘露，僧吻欲流涎」。旁有鈐印：「山林外臣」（白文）。
畫冊中第三開、第五開、第十開均為李鱓所繪花卉，故在此一併賞析。李鱓，字宗揚，號復堂、懊道人，江蘇興化人，早年進宮學習工筆著色花卉，揣摩各家後形成自己風格。
第三開〈秋葵圖〉畫作中，李鱓在用筆上充分發揮了徐渭、朱耷放縱馳騁的筆墨寫意特色，通過闊筆放縱的大寫意，使得畫面奔放酣暢。李鱓在繪畫中十分重視設色和水墨結合的表現方法，以彩作水墨花卉圖，用淡紅勾勒花柱、湖藍描勒秋葵花絲，體現了李鱓繼承明代孫隆和清初惲壽平以彩作畫的傳統。同時以墨筆為骨，花葉放筆寫意，墨色渲染富有變化，用筆酣暢、潑墨淋漓。在墨筆與設色作用下，生機勃勃的秋葵躍然紙上，不拘形似，間得天趣。右上角有題識：「李鱓寫」。鈐印：「宗楊」（白文）。
第五開〈芝蘭圖〉，左側繪有蘭花，右側底部繪有靈芝。表現方法與〈秋葵圖〉類似，採用設色與水墨結合的方式，構圖簡單、直抒胸臆，用色素樸卻富有變化，有古拙天真之感。其中蘭花設色豐富，枝幹用筆勾勒、花葉暈染而成；右下靈芝以粗筆勾勒，點苔、皴法潦草寫意，不拘一格。蘭與芝粗細詳略有別，對比鮮明，改變了正統畫派恪守古法的套路，具有創新性。左下題識：「芝蘭本是吾家種，奕祀晶英原澤存。不比王郎思嫋娜，只栽姚葉與桃根。辛亥冬，李鱓」。鈐印：「李鱓」（白文）。左下書法題識為李鱓畫作一大特色。李鱓書法古樸，縱橫灑意，用筆老辣，具顏筋柳骨，猶喜在畫面中長題滿跋，增添氣韻。正如秦祖永所評：「書法古樸，款題隨意布置，另有別致，殆亦擺脫俗格，自立門庭者也」。
李鱓離京南還至揚州後，接觸到石濤破筆寫意的繪畫風格，繪畫風格為之一變，採用潑墨破筆作畫，第十開的〈水仙圖〉即為代表。畫作採用粗筆寫意，畫幅中水仙花葉及根部占據畫面大部。整幅作品採用沒骨法，筆法溫潤，以濃墨寫水仙枝葉，以淡筆勾勒花朵，而花蕊又以濃墨複勾，使作品用墨濃淡相宜，風格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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