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談及中國文化的代表性動物時,常與標誌著皇胄族裔或具濃厚宗教意涵、神話色彩的龍相聯繫,論者甚至直接以「龍文化」、「龍史」為題,討論華人世界、東亞文明的脈絡。魚雖不若龍如此受到重視,實則亦在中國傳統占有一席之地─從物質層面來說,如新石器時代仰韶半坡彩陶中便具魚紋裝飾,此階段常見的幾何花紋被認為係由魚形圖案演變而來;就哲學思維而論,自《莊子》談及濠梁之辯後,魚自此作為審美對象而被觀照和描述,進而代表著忘我物化的藝術精神;由吉祥寓意探究,魚因諧音同「餘」所產生的富足、充裕之意,使其蹤跡得以常見於佳節誌賀,至今仍能在農曆新歲中時時聽聞「年年有魚」,成為各方喜聞樂見的視覺符號。
在探究中國早期的魚圖像時,多藉美術工藝領域為例,代表文物如有陝西臨潼姜寨出土的〈人面魚紋彩陶盆〉(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學界並紛從紋身習俗、宗教神話、豐收巫祝、圖騰崇拜、驅魚法術或生殖祈盼等不同面向對此進行解讀,足顯其圖像涵義的廣袤。隨著時代發展,囊括魚元素的作品可見於各朝的相異媒材與表現,如春秋戰國的〈魚形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漢代四川畫像磚的〈收穫弋射圖〉(成都博物館藏)等。在文化逐漸演變之下,與魚相關的傳說與典故越見豐富,《詩經》中便涵蓋鯉、鮪、鱒、魴、鯊、鰷等至少十餘種魚類;漢代民歌中「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的文詞,呈現魚所體現的悠然自得。藝術哲學亦常藉魚作為表意的中介之物。除去濠梁之辯外,據統計,《莊子》篇章中涉及魚的寓言有廿餘處之多。與魚相關的記載與意象,於焉成為歷代文人雅士喜好吟詠圖繪的靈感泉源。本文將以近代名家畫作為例,對此略加介紹。
如於中國傳統對魚文化進行討論,《莊子》實為根源核心。縱覽該書篇章,在論及「魚樂」外,尚有多處談「美」─其所言雖未必符合現代學科的嚴格定義,卻仍能揭櫫出傳統美學的關懷。李澤厚便指出所謂的「逍遙遊」,非關心理因果、邏輯認識或宗教經驗,而只能屬於審美領域;「濠梁之辯」則為一種「忘物我、同天一、超利害、無思慮的所謂『至樂』、『天樂』」。莊子系統下所涉及的美與樂,更被視為中國純藝術的思想濫觴,唐朝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濠梁圖」的記載便足徵其影響力。雖然此階段的繪畫並無存世,但或能從後人的作品中一窺風采。
天津博物館藏宋代李唐的〈濠梁秋水圖〉,即為畫史上以「濠梁」為題的早期作品,繪幽靜山野中二人臨水狀似交談,筆力蒼勁沉鬱而揮灑自若。此作又名「濠濮圖」,語出《莊子》游於濠梁、釣在濮水的典故,後世更以「濠濮間想」引申為悠閒自得之意,並常見於畫作品題。
與之相較,清代宮廷畫家金廷標繪製的〈濠梁圖〉則選擇聚焦於莊子、惠施兩人身上。被乾隆皇帝將之與顧愷之、陸探微相媲美的金廷標,筆下的人物、花卉或寫真俱能入妙。其〈濠梁圖〉繪二文士臨水對立,鬚髮衣袍隨風飄揚,細節絲絲入扣。一者手臂垂指水邊悠遊的魚群,一者手腕抬起指向自己,熟知典故者不難聯想到濠梁之辯的記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濠梁圖〉畫中兩人相對而立,眼神交流卻各有所指的圖像,恍若相互辯論,卻又同時藉動作將主體身分扣出,實有點題之妙。
濠梁之辯雖係以「魚樂」為軸,但最為關鍵的角色仍要屬辯論雙方的莊子與惠施,因此部分畫作刻意省略游魚元素,選擇突顯人物圖像,沈心海的〈濠上觀魚圖〉即為一例。與胡公壽、張子祥、鄧鐵仙、楊伯潤、周雲峰、任阜長、徐小倉並列為八大名家的沈心海,師承錢慧安,尤擅人物,多作仕女及高士等題材。〈濠上觀魚圖〉頗現近師錢慧安、遠宗陳洪綬的風格,人物開相具古穆雅韻,鬍眉鬚髮皆細筆勾出。左上處題寫「濠上觀魚」,圖像焦點落於「觀」字,雖不見魚影,但氣宇眉間依稀能傳達出悠然自得的樂趣。
對比於金廷標〈濠梁圖〉的「辯」、沈心海〈濠上觀魚圖〉的「觀」,朱良材〈莊惠辯魚〉則轉化出另種風貌。朱良材,以人物畫見擅,間作山水、花卉,風格秀逸,活躍於上海畫壇,有名於時。其筆下的〈莊惠辯魚〉圖繪古松臨流聳峙,旁有二文士憑倚橋樑,眼望、手指之處為下方的三兩魚群,嘴角眉眼間盡是盈盈笑意,展現出「濠梁之辯」中的「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