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與之前諸多繪畫流派最重要的不同就在於其繪畫面目的多樣性，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與畫家的來源籍貫有很大的關係。在研究海派繪畫時，有非常重要的一本資料書─蔣寶齡的《海上墨林》，該書的體例就是將「邑人」和「寓賢」分開論述，其中「寓賢」的數量明顯多於「邑人」，說明當時本土藝術家並不多，而挾技鬻藝滬上的畫家中籍貫大多為江蘇、浙江、安徽三省，而陳振濂〈海派繪畫之社會學研究〉一文有部分章節就海派畫家群體的地域籍貫、人事關係作了一定的疏理，並且指出浙江籍的畫家在海派畫家群體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當我們再進一步深入瞭解的話，就會發現，即便都是浙江籍的畫家，不僅寓滬的時間有早晚，在上海成名的時間段也有交叉，最主要的是他們之間的繪畫風格更是有天壤之別。
透過整理畫家的籍貫，可以看出海派畫家的基本組成來源，根據現有資料，共計整理出海派畫家一千四百八十人左右（時間上限為一八四○年，下限為一九五○年前，以在上海有藝術活動或掛單銷售作品的藝術家為主），其中上海本土畫家一四七人，接近十％，江蘇籍畫家四九四人，占卅三•三％，浙江籍畫家六二五人，占四十二•二％，安徽六十一人，占四•一％，其餘還有福建（廿七人）、四川（十三人）、江西（廿一）、山東（十三人）、河南（八人）、河北（七人）、廣東（卅二人）、湖南（十三人）、湖北（九人）、陝西（六），乃至雲南（一人）、遼寧（一人）、陝西（六人）、天津（一人）等地的畫家，涵蓋十八個省市，甚至還有日本、朝鮮等外籍人士。其中江浙滬三地畫家占了八十五•五％，再加上安徽籍畫家，幾乎占據了海派畫家的九十％。
按照時間進行大致區分，以一九二○年代為界限，可將海派分成早期和晚期兩個時間段。早期和晚期的生態環境（包括畫價）、藝術思潮都有著很大的區別。早期寓滬的畫家地域特點更為明顯，各種不同風格的藝術樣式匯聚到上海，相互碰撞融匯，此時仍可以畫家出身籍貫來加以歸類；而海派後期的畫家則逐漸打破地域界限，隨著諸多深藏宮廷的歷代名跡走入公眾視野，加上同時受到西方藝術的衝擊，不同的繪畫面貌各領風騷，故而從藝術流派的角度歸類更為合適。
早期來到上海的這些畫家或出於主動選擇（謀生）、或被動遷徙，而造成畫家被動遷徙的部分外因就是避開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戰亂，如朱熊（1804〜1864）於道光廿七年（1847）就在袁浦（今屬上海浦東新區）幕府作文吏，一八六○年由於嘉興兵亂，不得已避難移居上海；虛谷（1823〜1896）早年為清軍參將，曾奉命鎮壓太平軍起義，後披緇入山，居蘇州，並經常來上海賣畫；趙之謙（1829〜1884）亦曾於一八六一年參與對抗太平軍，同年妻女雙亡，遂潛心金石書畫，來往於京、滬、杭之間；任伯年則是因為一八六一年太平軍攻打杭州而輾轉於蕭山、紹興，據說還參加過太平軍，一八六五年前後從任薰習畫，最後定居上海終其一生。所以，從外部環境來看，上海的開埠為書畫家生存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撐，而戰亂又迫使書畫家不得不來到有巨大書畫需求市場的上海，所以對於大量書畫家雲集滬上的主要原因歸結為謀生和戰亂所致，已基本為現在諸多學者所接受。
正是這些不同地域來的人，尤其是早期寓滬畫家，將不同繪畫風格帶到了上海，各領風騷，深刻影響了早期海派藝術的風格。同時也不斷融合變化，因此才形成海派藝術。
就整個早期「海上畫派」而言，基本延續了本土和吳門、浙地、揚州、常州及新安等地諸家的傳統，並互為影響融合，其中吳門繪畫傳統的影響最大，並且通過吳地、嘉興、杭州等幾個不同地域線索彙集到海上。
首先來看上海本土畫家，海派本土繪畫最初以人物畫為主，而且風格特點明顯；山水畫次之，基本延續了吳門和松江兩地的山水風格而略有變化；至於花鳥畫方面，成就突出者則相對較少。
人物畫可以分為兩條線索。一是以改琦（1774〜1828，松江人）和費丹旭（1802〜1850）二人引領的繪畫風格，他們雖卒於上海開埠前後，在時間上不能把改琦、費丹旭歸為「海派」畫家，但是由於他們對後世的影響力很大，所以是講到海派人物畫時無法繞開的關鍵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