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別稱「吳門」，是中國歷史名城，風格迥異的藝術是蘇州文化的重要組成元素，此地出現了諸多名垂青史的書畫家，且數量和規模均異常龐大，成就斐然，對中國書畫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清代王朝末期，國家的內憂外患對傳統社會產生了一系列的衝擊，影響文化尤為劇烈。嘉慶、道光時期（1796∼1850），是中國從傳統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重要階段，也是書畫的思想觀念、審美風尚產生變化的重要節點，標誌著新文化時代的到來，也帶動了蘇州及其週圍地區書畫藝術的新發展。本文試對此狀況略作闡釋，見證其嬗變的痕跡。
明代中晚期以及清代初中期的康熙、乾隆時期，蘇州持續了數百年的書畫收藏鑑賞發展，雄厚的文化資源有力地推進了該地區藝術創作的進展，為其藝術重鎮的形成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嘉道年間，蘇州地區在此基礎上繼續保持了自身在江南乃至中國的書畫重心地位，此一時期先後誕生的代表人物有潘奕雋（1740∼1830）、毛慶善、齊梅麓、潘世璜（1765∼1829）、潘世恩（1770∼1854）、潘遵祁（1808∼1892）、潘祖蔭（1830∼1890）家族以及顧文彬（1811∼1889）家族等。陸時化的《吳越所見書畫錄》、潘奕雋的《三松堂書畫記》、潘世璜的《須靜齋雲煙過眼錄》、顧文彬家族的《過雲樓書畫記》等，是嘉道以來該領域的重要專著，從中可見蘇州地區此一時期的書畫收藏及鑑賞狀況。
以潘家為核心的家族群體，成為此中的代表和象徵。潘家與至交陸氏、黃氏、陶氏、汪氏、毛氏等家族，收藏了為數不菲的書畫、金石、碑版等，於江南地區有廣泛的交流，活躍了此一時期藝術品的集中與傳播，並對蘇州及週邊地區給予深刻的影響。以《須靜齋雲煙過眼錄》記錄為例，潘奕雋及潘世璜所過眼書畫、金石、碑帖與圖籍即達二七六件─其中書法九十五件、繪畫一一八件、金石碑帖圖籍六十三件，尚不包括冊頁與沒有具體數量的成批扇面，由此可略窺相關規模與程度。大量的書畫、金石、碑帖的流通，為蘇州地區藝術的創作和流布提供了極為雄厚的基礎條件。
蘇州書法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歷代書法大家層出不窮，其中不乏在蘇州誕生或寓居、仕宦者，形成了極具規模的創作隊伍。從西晉陸機（261∼303）、陸雲（262∼303）以來即多名手，明清之際，又有如宋克（1327∼1387）、徐有貞（1407∼1472）、李應禎（1431∼1493）、吳寬（1435∼1504）、祝允明（1461∼1527）、蔡羽（？∼1541）、徐禎卿（1479∼1511）、豐坊（1492∼約1563）、王寵（1494∼1533）、文彭（1498∼1573）、文嘉（1501∼1583）、錢穀（1508∼1579）、陸師道（1510∼1573）、周天球（1514∼1595）、王世貞（1526∼1590）、王錫爵（1534∼1610）、申時行（1535∼1614）、趙宦光（1559∼1625）、王衡（1561∼1609）、王時敏（1592∼1680）、馮班（1602∼1671）、嚴繩孫（1623∼1702）、汪士鋐（1658∼1723）、何焯（1661∼1722）、王芑孫（1755∼1817）、錢泳（1759∼1844）、曹貞秀（1762∼1822）、朱和羹（道光、咸豐時人）、吳育、顧文彬（1811∼1889）、楊沂孫（1812或1813∼1884）、楊峴（1819∼1896）、俞樾（1821∼1907）、翁同龢（1830∼1904）、李鴻裔（1831∼1885）、吳大澂（1835∼1902）等，都是蘇州書家的卓越代表。尤其是明代中晚期時，更進入鼎盛的局面，如王世貞《藝苑卮言》便稱：「天下法書歸吾吳」，王鑑《染香庵跋畫》亦云：「成弘間，吳中翰墨甲天下，推名家者，惟文、沈、仇、唐諸公為揜前絕後。邇來弧矢價高，文章氣濁，所謂筆底煙霞，胸中丘壑，蓋百千人僅一見」。
清代中晚期時，則進入了一個新的變革時期，流風所及至今不衰。發軔於乾嘉時期的碑學，徹底改變了書法的發展方向。當時金石、考據學盛起，學者搜訪著錄碑刻，書法家開始注意、重視漢魏六朝碑誌，逐漸產生了新的審美觀念。在錢大昕、桂馥、鄧石如、黃易、阮元、包世臣等人的積極提倡之下，形成了「碑學書派」。之後隨著殷商甲骨、戰國帛書、秦漢磚瓦、流沙墜簡、敦煌寫經等文物的出現，為近現代書法的發展進一步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和書學門徑，不斷促使其產生變化，百餘年間，碑學大家輩出。乾嘉以來「碑學書法」的興起，成為近現代書法史的里程碑，更為蘇州地區的書法發展標誌出了新的歷史性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