箋紙，從廣義上是指用於書寫的加工紙，有素箋、彩箋、公箋、私箋等，狹義上則指以傳統的印刷方法，印製帶有精美圖飾，供文人用毛筆寫信、題詩填詞的小幅紙，因此又叫作信箋或詩箋。箋紙集詩、書、畫、印於一體，清淡高雅，圖飾、文字具有濃厚的傳統文化蘊含，意味雋永。箋紙的直接用途是詩文唱和，書劄往來，也是文人和藝術家反映社會現實、表現個性、抒發情感、寄託精神的媒介，不僅是工藝品，而且成為文房案頭清玩的必備之物，彰顯著主人的文化素養和身分。將箋紙按照類別編輯成系統的書就成為箋譜。據史書記載，早在南朝時期箋紙就和書法相提並論，唐代有「薛濤箋」（又稱「浣花箋」）、「雁頭箋」、「蜀箋」；宋代有「謝公箋」（又稱「十色蠻箋」）、「鸞箋」；宋元時期有「吳箋」；明代是箋紙的高峰期，將「拱花」、「餖版」技術發展到新的境界，吳發祥的《蘿軒變古箋》，胡正言的《十竹齋書畫譜》、《十竹齋箋譜》達到了精美絕倫的程度；清代康乾時期有《怡府箋》，嘉慶、道光時期箋紙式微，直至晚清天津文美齋出版精美的《文美齋箋譜》，重新點亮了零落不堪的製箋藝術，其中最為知名的當屬張兆祥繪製的《百花詩箋譜》。
張兆祥（1852∼1908），字龢庵，天津人。幼年家貧，喜好丹青，經詞曲家張效伯等人引薦，拜天津著名畫家孟毓梓學畫。孟毓梓，天津著名畫家，工詩書、善音律，尤善畫。山水、花鳥、人物筆墨蒼秀，悉具古法。張兆祥自幼勤奮好學，畫藝精湛，深得老師喜愛。孟毓梓無子，因此對張兆祥器重有加，有機會還讓張兆祥代為作品補景。張兆祥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在天津畫界小有名氣。現存張兆祥十四歲所繪〈春蘭牡丹圖〉，造型嚴謹生動、賦色明淨古雅，可見其天賦異稟。文美齋曾有人收藏孟毓梓所畫仕女直幅，即由張兆祥補藤蘿。孟毓梓晚年體弱多病，張兆祥就像親兒子一樣照顧老師，尋醫問藥，日夜細心照顧老師，使老師晚境無憂，在當時深受畫界稱道，傳為佳話。南紙局文美齋主人焦書卿與張兆祥交往甚密，為忘年交。張兆祥所繪折枝花卉，精妙生動，被譽為清末「葉花卉之宗匠」，與馬景含、王鑄九、徐子明並稱為「津門四子」。他曾一度被聘為如意館畫師，得到皇家賞識，作品受到海內外有識之士的愛重。
天津文美齋南紙局創辦於清朝咸豐時期，在北門外鍋店街路北，為天津最老之南紙局。初名四美齋。早期以經營文房用品為主。因名品宣紙、徽墨、湖筆等都是從南方運來，故名南紙局。天津文美齋的招牌是由清道光時期陳孚恩尚書書寫，與天津當時朱絰帥題寫之松竹齋、魏匏公題寫之鴻茂成皆為人注目，其精工不亞於北京琉璃廠、上海四馬路。後因經營不善，店主江西游氏欲將店鋪盤給天津士紳陸氏，陸氏提出由焦書卿負責店鋪經營，遭到焦書卿回絕，為此，陸氏擱置收購之事。
焦書卿（1842∼？）天津人，在家行三，文人圈尊稱「焦三先生」，十六歲進文美齋當學徒。後來，焦書卿向親友借錢與游氏合股經營文美齋，焦書卿任總司。焦書卿經營店鋪，誠信精密，勇於創新，擴大經營範圍，除經營各種名箋、湖筆、徽墨、顏料、扇面，還兼及各種古今書籍、印刷業務，並為書畫家代理作品等，發現貨品品質有破損、垢漬，雖小必汰除。文美齋不僅刻印過《四書》、《五經》及子集等傳統經典著述，還經營當時流行的公案小說，如上海圖書集成局印製的《繪圖施公案》，在天津獨家經營，頗為暢銷。
焦書卿重視廣告宣傳，在當時的報紙上經常可以見到文美齋的名字，如一八八五年七月卅日上海《申報》就有天津文美齋一則「代售書籍」的廣告新聞，因此贏得了良好的信譽，一時官署衙門、京津文人墨客、寓公顯貴無不賞識文美齋的文房用品及刊刻、經售的書籍，甚至官署的文牘之需亦惟文美齋取用。《老殘遊記》作者清末著名小說家劉鶚，寓居北京時，喜得文美齋箋譜，便用來寫詩。天津名宿嚴修官翰林時，特意讓家人購買天津文美齋箋紙寄到北京，省卻剔擇之煩，以至於許多朋友不理解，反問其：「京師如許大，乃無此物耶」。官署之司文牘也必取用文美齋。
焦書卿熱情好客，善於交往。他與清末刑部尚書、軍機大臣榮慶，清末著名收藏家、金石學家、直隸提法使翁斌孫（翁同書之孫）等為好友，並且以鉅款幫助大名知府龐鴻書、山東巡撫周馥創設官書局，先後在濟南、張家口設文美齋分號。焦書卿還與當時全國著名的文人、書畫家交契深厚，張兆祥、錢慧安、張熊、朱偁、王振民、辛蔭圃、楊伯潤、查帖青、楊峴、松年、張祖翼、沈心海、許臣詁、黃建笎等常年為文美齋提供畫稿、題字或寫序。文美齋更是因焦書卿邀請張兆祥繪製《百花詩箋譜》印製發行後而名聲大噪，享譽大江南北。一九一二年四月廿九日，魯迅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工作時，當時月薪不過六十元，他竟用四元二角購買了《百花詩箋譜》。中華書局早年印製的箋紙，直接選取《百花詩箋譜》一部分，既不署文美齋堂號，也不署張兆祥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