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代中，全球皆遭受氣候丕變、環境污染以及經濟壓力的困境，愈來愈多已開發國家面臨生育率低、嚴重少子化的現況。與之相對者，卻是「毛小孩」的飼養量日益攀升，如二○二三年臺灣寵物貓、狗的登記數量，已高出新生兒人口將近十萬。從數據上來看，全臺飼養寵物戶數已達廿八•三％，平均每三戶至四戶就有一戶飼養寵物，其中都會區尤以養貓為大宗。貓兒身形嬌小、安靜，而且天性容易自洽，相較需要較大活動空間和長時間陪伴的狗兒，更受到居住空間較小的都會區飼主青睞。
而且在許多飼主心目中，貓咪不僅僅是寵物，更像是家人一樣重要的存在，不僅日常照料和餵養甚為精心講究，無微不至，甚至像時尚界傳奇人物卡爾•拉格斐（Karl agerfeld）在二○一九年逝世後，傳言他早安排將近三億美金的遺產以及一棟房子全數留給愛貓，對「萌寵」的疼愛程度十分驚人。
公元前兩千年古埃及時期已有大規模馴養貓的紀錄，當時養貓主要基於實用考量，人們利用貓狩獵的天性及地盤意識，讓牠們負責保護糧倉和驅趕蟲鼠，貓因有了穩定的食物來源和棲息之處，順理成章地與人類共住。中國典籍中最早提到的「貓」，可追溯到《詩經•韓奕》：「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描述韓侯國盛產各類珍貴動物的皮毛。此處「貓」既非我們今日理解體態如家貓一般大小的野貓，也不是馴化後與人類同住的家貓，而是與虎、熊、棕熊等歸為一類的兇猛野獸，如東漢鄭玄《詩》注所言：「貓，似虎，淺毛者也」。西周《逸周書世俘解》也曾描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可見直到周朝前期，「貓」都還被認為是深山老林中的野生猛獸。到戰國時代，如《禮記•郊特牲》提及：「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文中所述才是近於今日認知的「野貓」，當時也稱為「貍」，雖非豢養的寵物但已是補鼠的好幫手，戰國《莊子•秋水》即說：「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
現代家貓（Feliscatus）大約是一萬年前由近東的非洲野貓（Felissilvestrislybica）馴化而來，隨後擴散至世界各地。至於從何處傳入中國？何時傳入？長久以來說法不一，有漢朝說，也有唐朝說。近年北京大學的研究團隊根據遺傳學和考古出土的貓科動物骨骼進行追溯，認為家貓進入中國的時間應當遠晚於漢朝。時間約落在公元六百年左右，來往地中海與中亞地區的商人和外交官們，可能將家貓裝在小木箱和籠子內攜入中國，這些體型小巧的寵物貓既稀奇又珍貴，遂成為一種獻給地方顯耀、達官貴人的禮物貢品。
宋朝時期經濟發達、崇尚儒雅，講究生活格調，對於家貓、家犬的寵愛達到顛峰。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提到當時已有寵物市場販售活體和貓糧、狗糧；南宋周密《武林舊事》也記錄杭州城裡有「貓窩、貓魚、賣貓兒、改貓犬」，即各種寵物周邊與服務。除了貓窩、貓食之外，還有給寵物看病、訓練寵物甚至給貓狗修毛、修指甲的寵物美容設施。又如宋人養貓時還要立下「納貓契」，透過儀式與條款來規範主寵雙方，主人和貓兒必須在家中灶神或貓神前共同蓋上手印與貓掌印，以示立契。當時養貓還分為兩種功能─捕鼠之貓、不補之貓，吳自牧《夢粱錄》就說：「貓，都人畜之捕鼠。有長毛，白黃色者稱曰『獅貓』，不能捕鼠，以為美觀，多府第貴官諸司人畜之，特見貴愛」。北宋〈磁州窯耄耋紋荷葉形枕〉上就有一隻造型生動的花斑小貓，牠體型圓潤、神態閒適，頸上繫著一條作工精緻的斑斕織帶。比對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易元吉〈猴貓圖〉和宋人畫〈冬日嬰戲〉、〈富貴花貍〉等作，都能發現貓咪脖頸繫有項帶等裝飾，反映當時達官貴人飼養愛寵的一種風尚。南宋文人陸游是出了名的愛貓成癡，其現存詩詞中約有廿多首與貓有關。其中〈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溪柴火軟蠻氈暖，我與狸奴不出門」，描寫在寒冷的天氣裡不願外出，只想和寵物貓窩在家中，蓋著暖呼呼的厚毯，烹茶、看書。與今人「宅家擼貓」的生活型態可謂如出一轍。
以貓入畫自隋唐始，「貓畫」所屬的「走獸」一科在唐代已獨立出來，《唐朝名畫錄》亦可見：「盧弁，善畫貓兒」之載。宋人愛貓也愛畫貓，北宋《宣和畫譜》收入的畫貓作品就多達一三六件，不僅反映出宋代貴族養貓、戲貓、賞貓的精緻生活，貓兒也常與牡丹、月季、蜀葵、蘭萱、菊芝、湖石、蝴蝶等共伴，一方面呈現精巧華美的庭苑麗景，另一方面透過具有象徵意義的物件，寄託富貴吉祥、長壽晉祿等美好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