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一隅，僻處嶺海，遠離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書畫一途發展稍晚，又因交通不便，善畫者鮮少被記載，南方又雨多潮濕，於書畫保存極為不利，早期畫跡亦多不存。因此，嚴格意義上的廣東繪畫，發軔於明清。明清以後，本地文教興盛，人才輩出，畫人各善其長，山水、人物、花鳥各科均名家輩出。在花鳥一科，明代有名揚嶺外、善畫水墨禽鳥的宮廷畫師林良（1428〜1494），以及晚明善畫墨竹的梁元柱（1581〜1628）、明末清初善畫墨牡丹的伍瑞隆（1585〜約1668） 、善畫馬的張穆（1607〜1683）等。嘉道年間， 有善以水墨畫蘭竹、蘆蟹的招子庸（1793〜1846），以及善畫墨竹的溫汝遂、鮑俊（1797〜1851）等。道咸以後，花鳥繪畫在廣東畫壇的地位日益重要。畫家們走出水墨為主、粗筆寫意、風格清淡放逸的文人程式，開始描繪茂盛、潤澤、鮮妍的嶺南草木，畫風清新妍麗，題材亦能與本地繪畫商品化市場相適應。名家當中，以居巢（1811 〜 1865）、居廉（1828〜1904）最著，何翀（1808〜
1884）為次。此外，羅岸先、羅清（1830〜1912）、梁于渭（？〜1913）、黃士陵（1849〜1909）、伍德彝（1864〜1928）等人，也是晚清至清末有一定代表性的花鳥畫家。
目前對嶺南花鳥畫的研究，大多是以個案進行，居巢、居廉（也即「二居」）的個案性研究成果最多。本文嘗試跳出「個案」研究或者羅列名家的辦法，將從與晚清嶺南花鳥風格形成相關的四個議題入手，選取上文提到的幾位代表性畫家，結合廣州藝術博物院所藏晚清廣東花鳥繪畫，對晚清廣東花鳥名家及其藝術特點加以簡要地介紹和論述。
廣東地處南海之濱，自古以來就是中外海上貿易的樞紐，也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門戶。廣州則是南海海上貿易的始發港之一，早在秦漢時期，廣州的海上貿易便已具一定規模，唐宋時期發展空前繁盛，明清時期甚至遠及歐美、非洲等地。清康熙廿五年（1686），廣州開設專門對外貿易的十三行，乾隆廿二年（1757），實行一口通商，由此廣州開啟了壟斷中國海上貿易長達八十年的歷史，這座城市的經濟、文化、社會迅猛發展。
富可敵國的行商，積累了大量財富，他們開始將目光投向收藏古代書畫以及贊助本地文化上。行商中的葉夢龍（1775〜1832）、潘正煒（1791〜1850）、潘仕成（1804〜1873）、伍元蕙（1824〜1865）等人均喜愛鑑藏，並曾收藏過不少五代、唐、宋、元名蹟。由於鑑藏之風興起，書畫交易活躍，外地畫家被雅好鑑藏的富商延請至本地，諸如宋葆淳（山西人）、汪浦（江蘇人）、宋光寶（江蘇人）等，本地畫家得以獲觀大量宋元明清的書畫，並有機會與嶺外畫家交流。畫風上也開始擺脫明末清初以「吳門畫派」為尚的面貌，開始形成一些地域性的審美趣味和特點。
「揚州八怪」作品流入廣州，其中黃慎、華嵒、羅聘等的作品受本地畫家的偏愛。如蘇六朋取法上官周、黃慎。黃慎粗放恣意的畫風，得到嶺南人的偏愛，卻在江南受到十九世紀畫評家的非議。「揚州八怪」當中，華嵒絕對是對廣東晚清花鳥影響最深的一位。在潘正煒編纂的《聽颿樓書畫記》及《聽颿樓續刻書畫記》中，華嵒是「八怪」之中唯一被收錄其中者，同時潘正煒購藏的廿五件華嵒畫跡，畫價介於廿兩至四十五兩之間，可見在十九世紀的中期，華嵒在廣東鑑藏界的地位。華嵒喜採寓意吉祥的題材，畫風半工半寫、雅俗共賞，一直深受不同時期嶺南鑑藏家、畫家的喜愛。臨摹華嵒的作品成為晚清至民國嶺南畫家學習花鳥畫的入門途徑。如居巢、居廉、何翀、羅岸先、伍德彝，以及民國的容祖椿、高劍父、黃般若等，都有臨仿華嵒的作品存世，當中畫風最相近者當推何翀。
何翀，字丹山，南海煙橋人（現屬佛山九江），善畫人物、花卉、蟲鳥。根據其再傳弟子麥漢永（1902〜1975）的記述，何翀早年從鄉下到省城學畫紗燈為生，其紗燈畫偶然得到行商伍紫垣（伍崇曜，1810〜1863）賞識，遂以每月三兩銀延聘他專理伍氏所藏書畫，因此得以朝夕臨摹華嵒、惲壽平乃至元人作品。何翀在構圖布置以及背景樹木畫法等，深受華嵒影響。但何翀的用筆不及華嵒老辣，格調也不及華嵒清雅，用筆用色較溫和細膩。他喜畫柳燕、竹林、豆棚等鄉間小景，別有嶺南田園野趣，作品有其個人面貌。
在清代花鳥畫壇享有盛譽的惲壽平，也受到廣東鑑藏家、畫家的喜愛。據潘正煒的記載，他購藏的十件惲壽平山水、花卉圖，從廿兩到一六○兩不等，與他購藏的宋元畫冊（一四○兩左右）價格不相上下。謝蘭生的《常惺惺齋日記》，也常提到他到城中各鑑藏家以及流寓廣州的畫商家中鑑賞惲壽平作品。晚清廣東花鳥畫家之中，藝術淵源跟惲壽平最深的莫過於居巢、居廉。
居巢，字梅生，番禺隔山鄉人（今屬廣州市海珠區）。他能詩善畫，曾為東莞張敬修幕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