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兆祥（1852〜1908），字龢菴，是清末天津地區頗有建樹和影響的畫家。他研習傳統，兼採郎世寧等宮廷西洋畫師的畫法，並藉助照相技術，將惲南田沒骨畫技法與西洋光影造型融為一體，吸收古今中外諸家之長，開創了天津地區中西繪畫相容並濟的新潮畫風。張兆祥擅畫花卉、翎毛，特別注重實物寫生和物象的細節刻畫，其先用細線勾描出輪廓、後施重彩的繪畫技法，使得畫面多有一種富貴祥和之氣。天津博物館藏張兆祥《泥金地折枝花卉冊》，分上下冊，計廿四幅，共描繪一二○餘種四季花草，畫面百花競豔，金碧輝煌，錯彩鏤金，令人歎為觀止。不僅是畫家的精心力作，目前也隸屬於中國國家一級文物。中國古典藝術中「畫」和「詩」在意境的營造方面常常彼此滲透和融合，詩堪入畫，畫可融詩。唐代司徒空著有《二十四詩品》，描繪的是廿四種不同風格的詩境，其中第三品即為「纖穠」，《泥金地折枝花卉冊》內容華美、韻味濃厚，麗而不豔，穠而不膩，正可對應「纖穠」一品。
中國畫畫家歷來強調「師法造化」，即強調寫生的重要性。南齊畫家、理論家謝赫在其所著的《古畫品錄》中，提出了六條品評繪畫之優劣的法則，其中第三條為「應物象形」或「應物，象形是也」，是指畫家的描繪要與所反映的物件形似，也就是要求畫家無論是描寫社會生活還是繪製自然景物，都應該按照客觀物象所具有的特徵面貌來描繪。宋代花鳥畫家為使作品能夠窮理盡性，不僅求教於「籠養飛放之徒」，不少畫家還親自養禽植卉，「以資畫筆之妙」。張兆祥擅長並喜歡在宅院裡培植盆景，種花植草，對常見花卉的姿態、習性和生長規律十分熟悉，他精心培植盆景花樹並使其呈現畫中形態神韻，以便選作標本入畫，「每當畫興來臨總愛到花前靜觀默察，了然於心及到意醉神馳，才肯揮毫點染」。
張兆祥師承淵源上追古人，有意恢復宋代寫生傳統。《泥金地折枝花卉冊》作品「纖秀」的審美形式，主要來源於其嚴謹、細膩的造型，而這正得益於作者藝術道路上一以貫之的寫生實踐。陸文郁在《天津書畫家小記》中說張兆祥「重寫生，行筆點色全本天真。嘗於城西黃振德、城北王益孫的寓所，面對荷池芍圃，以丈二大紙為花鳥寫照」。陸文郁是張兆祥的學生，兩人關係親厚，所述內容應屬真實可信。張兆祥僅就對牡丹與荷花的寫生稿就積箱盈筐，他正是通過如此細緻入微的觀察，才描繪出了花草柔美嬌媚的特性。作品下冊最後一頁落款即明言：「自庚寅初夏作此二十四幀，時作旹輟，至辛卯桂秋越十七月始成，龢菴張兆祥繪並識」。並有多頁題款：「張兆祥寫生」、「龢菴對花寫照」。可知這套多出於寫生所得的冊頁，是畫家歷時十七個月嘔心瀝血才完成的。他在深入瞭解和掌握花卉的結構特徵、生長規律的基礎上，熟練地畫出花的生機和型態之美。作品造型細緻、精準，頗具理趣：芙蓉的雍容華貴、百合的素雅柔美、蘭蕙的清麗高潔、秋菊的風姿卓越等，令人賞心悅目。
藝術家所創作的藝術作品的審美特徵，受其所處的社會時代背景、地域文化積澱和自然環境等多種因素影響，張兆祥對寫生的強調和重視，其意義不僅僅體現在其作品自身藝術效果的營造上，放在他所處的大時代背景下去衡量，更能凸顯其藝術創作手法的積極價值。
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發展上常見週期起伏的情況，在經歷鼎盛圓熟之後，時因缺乏新的素養，之後便慢慢步入沉滯時期。清代山水「四王」畫風的陳陳相習、花鳥南田畫風的「千人一面」，即具體地反映出這種狀態。在此種風氣中，清中後期天津地區的繪畫風格總體上依然沿承清初傳統，山水和花鳥宗法清代統治者一直奉為「正宗」的「四王吳惲」體系，其中僅山水一科研習「四王」者就有王玉璋、陳靖、梅振瀛、樊彬等人。客觀地說，「四王」派的繪畫在繼承傳統筆法方面確實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四王」末流因脫離現實，放棄寫生的自閉、保守，從而導致形成單一、僵化的繪畫面貌確實是應該摒棄的。張兆祥生於一八五二年，卒於一九○八年，正值「四王」餘韻彌漫之際，但他並沒有沾染「四王」末流描摹抄襲的流弊，而是通過實景寫生與傳統中國畫寫生方法的結合，更為「真實」地反映了客觀物象、傳達了真情實感。這不僅對他自身的整體藝術實踐具有重要價值，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他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以及師徒傳承，給天津地區沉滯的畫壇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天津地區繪畫師法張兆祥比較有影響的畫家有：李文沼、劉奎齡、陸文郁等，他們通過寫生，都不同程度地將自己的藝術創作和創新往前推進了一大步。特別是劉奎齡，其代表作〈上林春色圖〉深得徐悲鴻高度讚揚，並被徐氏讚譽為「當代中國畫壇翎毛第一人」。
厚言。色彩美是《泥金地折枝花卉冊》重要的藝術特點之一。
色彩曾在中國傳統繪畫裡具有重要地位，在古代，中國畫即以「丹青」命名，這足以看出色彩對於中國畫的重要性。「繪畫」一詞也源於重彩，當時把「塗」叫做「繪」，「勾線」叫「畫」，這說明「色彩」與「線條」本來就是傳統中國畫中兩個最主要的構成元素。人物畫最能體現線條美，山水畫最能體現水墨美，花鳥畫最能體現色彩美。色彩是繪畫的本體語言，色彩更是中國工筆花鳥畫的主要形式要素之一，其表現形式有著不可逾越的文化審美價值，只是自唐代派生出水墨畫以後，才使不少畫家特別是文人畫家整體性地放棄了對色彩的追求。「穠」形容花木繁茂的樣子，比喻意境之濃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