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任氏一族，紹興地區在晚清還出現了一位影響後世深遠，金石書畫皆臻化境的畫家趙之謙。金石之學，始於宋宣和年間，歐陽修曾撰寫《集古錄》，趙明誠和李清照夫婦則在對青銅器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著成《金石錄》。

清乾嘉之際，甲骨、封泥、碑碣、印鈐出土日多，對金石的研究也逐漸成為一門顯學。不妨引證容庚《金石書錄目》（一九二九）的統計數目看，現存金石學著作中，北宋至乾嘉以前七百年間僅有六十七種（其中宋人著作廿二種），而乾隆以後二百年間卻有九百種之多，可見金石學發展之盛。金石學發展帶來對金石考據的興趣也日盛一日，流風所及，連海王村（即今之琉璃廠）的攤主們都急趨此風，據《清朝野史大規》載，當時海王村「主人皆工應對，講酬酢，甚者讀書考據，以便與名人往返。」如「有李蘭甫言及各朝書板、書式、著者、刻者，歷歷如數家珍」，「又有袁回子者，亦精於鑑別碑拓，某拓本多字，某拓本少字，背誦如流。」

乾嘉之際勃興的金石考據之風，不僅引起了學術上金石證史的高潮，而且拉開了書畫篆刻藝術審美趣味變革的帷幕。清康乾之際的畫壇主要以四王吳惲為正脈，主張力學古人而集其大成。他們雖然發展了文人畫的筆墨傳統，卻缺乏強烈個性和真情實感，最後導致大批崇古的正統派末流產生，陳陳相因，了無生氣。在書壇上，明代的狂草之風也已收斂，代之而起的是董、趙帖學的盛行，力求書風的古淡天然卻流於秀美蒼白，漸與清代科舉所提倡的「烏、方、光」整齊平均、了無個性的館閣體書風合流。篆刻中的莆田派、雲間派也「紛紛陳、鄧追遺蹤」，其衰微不振之狀大體與上述書畫流派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