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克字和叔，儀度軒舉，山水較之璜，駸駸欲度驊騮。」（姜紹書《無聲詩史》）

金陵─變形主義興起

金陵，即今日南京。在明代，金陵是個地位相當特殊的城市。明代前期，它是宮廷所在，如同今日首都所在勢必是國家經濟重心一般，金陵在當時即是高度的城市文明，被讚以「仙都」、「樂土」，當地的都市文化，亦是現今研究晚明文化的重點之一。在靖難後，國都北遷，但金陵依舊憑藉其商業發展而未落魄失勢。相對地，因著「太祖陵寢」所在之名，反而吸引了不少文士，或政治失意者聚集此地。加以西洋文化的引入，金陵一帶的文化，在諸多變數之下，發展出了不同的面貌。

董其昌所提出「南北宗論」無疑地是影響中國畫史的重要理論之一。細觀董其昌的活動，他在金陵的官署中渡過晚年尊榮的時期，但他的追隨者卻集中於出生地松江、或是杭州、太倉一帶。董其昌也曾積極地加入金陵的文化活動中，但金陵當地的反應似乎不像其他地區那麼群起效尤。金陵文化界的主力仍是文人，且和當時的文人有著同樣的個性：避開政治，追求文化成就。董其昌便是最好的例子，而金陵當地亦有一人和董其昌有著類似境遇，便是顧起元（1565∼1628）。

顧起元，字太初，號遁園居士。萬曆廿六年（一五九八）得一甲探花，被授翰林院編修，後任國子監祭酒、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一六二一年朝廷欲將他調任北京，卻以病力辭，甚至上疏表達自己寧可留在金陵的想法。後世對他的評語，認為他雖小有政績，但主要成就仍是在文化層面上。這點亦和董其昌現世的評價相去不遠。顧起元所提倡的，便是和董其昌松江一派不同的審美品味，甚至對於松江、吳派一路的輕淡文雅表示質疑，認為金陵風尚由這種風格表現，無法到位。「往見文太史徵仲寫金陵十景，美其妍媚，鬱紆之致，掩映一時，惜不能盡攬古今之勝」，可見他對於吳派畫風無法寫盡金陵風神的看法。更在〈歸鴻館畫冊〉提出一味尚古的弊病：「人輕真今而重偽古」。他提出的破解之道便是畫家應「超然獨出」，以和古人相和的精神，創作出與眾不同的奇趣。一時之間，金陵畫風大開，不少畫家紛紛以「奇趣」作為表現重點。

追求畫面上的奇趣效果不光是畫家們的靈光一動，而是需要視覺經驗作為素材加以發揮。吳彬（活動於1567∼1621）的變形山水可能源於家鄉莆田的名勝奇景，饒宗頤便出吳彬山水畫係以武夷山實景為基礎而來。吳彬亦在家鄉壺公山上擁有別墅，該山在顧起元所寫的〈吳文仲壺山_別墅十八詠〉中被形容為「夭矯架飛梁」，可以想見其自然奇景的險峻。這些特殊但實際存在的自然奇景，被吳彬納入畫中，讓當時瀰漫在吳派、松江派風格中的金陵文士感到新奇。